把自然理解为与人分离的自然、外在的或异在的自然，把人理解为纯粹自然的人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这是西方环境哲学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始终停留在“天上”，而不能“落地”的理论症结。如何使环境哲学从抽象的“彼岸世界”来到市民社会的“此岸世界”，并外化为人们的环境行动呢?这是环境哲学克服“哲学的一般”，赋予自身以感性和现实性的逻辑起点。

一、实践:新世界观的诞生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既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直观”，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抽象”，而应该关注现实、关注人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必须服务于生活和现实，才能使意志的力量走出阴影的王国。为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借用普罗米修斯的诗文说道:哲学绝“不愿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哲学“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意思是说:哲学所关注的绝不是“彼岸”的精神世界，而是“此岸”的现实世界。在引尊士论文》第一部分的最后，青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哲学必须通过它对周围环境的能动活动，实现自身对现象世界的改造:“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哲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是“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性质”。基于此，马克思主张，哲学不应该像鲍威尔为代表的“自由人”那样满足于在词句的王国里“兜圈子”，也不应该像黑格尔那样撇开尘世的物质利益而满足于“精神的一般”;哲学应该从“天上”回到“人间”，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成为真正现实性的哲学(后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式提出“改变世界”)。就此，马克思还以矿物学家举例说:如果矿物学家们将其全部的学问仅仅局限在证明一切矿物都是“矿物”上，那么，这样的矿物学家就只能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他穷其毕生所研究出的学问不过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罢了。

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与自然，忘记了自然首先是现实的自然，即现实的人所认识和改造的现实的对象;忘记了自然性或生物性虽然是人的客观属性，却不是真正的人本身，不是现实的人;忘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机械地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忘记了自然的历史、人的历史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归根到底都是一部实践的历史或劳动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即劳动或实践而发生的，撇开实践去理解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能构建科学的人学观和自然观的。实践，内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全部关系的奥秘，人的变化、自然的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随着实践及其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社会生活的本质即实践，因此，对处在一定经济关系(市民社会)中的人与自然只能孤立地加以考察，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人对自然能动的活动，因而理论实现自身的物质基础或物质力量就不是现实的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是“市民社会”:“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在后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哲学对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考察绝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或思辨的色彩，无论如何都应当根据感性经验来揭示他们的本质，包括自然的本质、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与生产的联系。道理很简单:这些现实的个人所产生的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都来源于现实关系和活动，至于表现形式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有些观念是他们在生产过程和社会交往中有意识的表现，有些观念则是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透过道德、宗教、形而上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立性的外观”，哲学的实质不过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不仅如此，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物质交往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意识形式的发展，而且使人们的思维以及思维的产物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因而，说到底，人不是哲学的人，相反，哲学倒是人的哲学，也只有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而思考的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哲学，才能指导人们科学地看待自然和人自身，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实践的缺失:环境哲学的症结

本体论上的“人学空场”和方法论上的“敌视人”，使得环境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背负着“环境法西斯主义”或“生态极权主义”的骂名。例如，动物权利论者雷根在评价“大地伦理学”时指出:“为了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个体得牺牲给更大的生物共同体的‘好’。在这样一种……可恰当地称之为环境法西斯主义的论点中，我们很难为个体权利的观念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整体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对环境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理解。同样，美国环境哲学家布克钦呼吁，要把“深层生态学”得以成立的理论基子卜一一‘共同体”、“与自然一体”等范畴—送进纳粹主义的集中营。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中，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也提出了大量类似的观念。

在对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的理解上，西方环境哲学明显带有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子，即抽象性与空洞性。环境哲学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环境哲学的“自然”是抽象的自然，而不是“人类学的自然”。其抽象的自然、抽象的人，究其实质，不过是“批判的批判”特别是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所谓的“积极的因素，、“能动的因素”，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反倒成了“这些因素的创造物、化妆或体现”;改变自然、改变社会、改变人本身、改变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紧张，究其实质，不过是“批判的批判”所谓的“大脑的活动”，而不是感性现实性的实践活动。相应地，人与自然的对立不过是抽象的思想与思想的对立、词句与词句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也不过是哲学家们头脑里的生成;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也就成了哲学家们精神演变的历史;隐藏在人与自然对立背后的人与人的对立，也就成了少数代表“积极精神”的杰出人物与多数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的对立。由《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可见，环境哲学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中的人与自然，不过是从黑格尔“现象学”中学来的那点儿“技艺”，是不可能在纯粹观念的斗争中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自身的，其高深玄妙的理论就只能高挂在发霉的、陈腐的阁楼里，供老鼠用牙齿去“批判”了。

在对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的理解上，西方环境哲学还明显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子。它把人理解为纯粹自然的人，把自然理解为纯粹自在的自然界，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度凸显自然而遮蔽人，结果，这样的环境哲学也就和费尔巴哈一样—如果说西方环境哲学属于唯物主义的话—仅仅通过感性直观，以自然的人和自在的自然等这些“被动因素”或“物质基础”为基础，进而导致在价值论和认识论上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固恋之后，又在方法论上重新陷入了“爱的宗教”。换言之，它不是通过人对自然的能动J险的发挥与主体性的呵护，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与等价性，通过人对自然本能的“爱”和‘顺应”来达成人与自然的统一。这就是说，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在环境哲学那里，不是通过“工业”或实践的中介而能动地和历史地实现，而是通过人的返璞归真，通过“以天合人”而消极地实现。因而，这样的环境哲学自然不能为现实的人自觉地接受，并自觉地外化为“拯救地球”的绿色行动。可见，环境哲学不是用普通的语言，而是用神圣的哲学语言;不是用恰如其分的词句，而是用空洞抽象的词句阐发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统一的。这种“神秘化了的说法”，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其实是一种“十分幼稚的前后充满逻辑矛盾的思想”。

为弥补理论上的苍白无力，环境哲学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武器来诊释自然的人性或人的自然性，企图将自然与人整齐划一。这种离开劳动或实践而考察自然与人的解释学范式表面看来具有了科学的刚性与硬度，但它却忘了:“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T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自然科学视野中的人与自然的直接同—“这些只有某些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从发生认识论看，都是在生产或实践的推动下而发生的。因此，环境哲学不从“现实的人”出发，不从生产或实践出发来考察自然和人，其结论就必然和“科学的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无“根”的自然观和人学观;也必然和十九世纪的思辨哲学一样，把抽象的理论当作和历史一样的以太的、脱离了物质群众的主体。同时，为了使自身成为“真正被认识了的”真理或理论，它不是去影响正苦苦挣扎在恶劣气候和污染环境中的“粗糙的躯体”，而是通过其特有的“唯心主义的肠道”来“徐徐伸展”。结果，它必然遭遇这样的命运:不是理论能动地触及了被动的群众，相反，是群众能动地抛弃了思辨的真理。因此，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家们必须回到这样一个事实:‘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哲学家们如果不想把人分成“自己”和“群众”两部分，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就应当牢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三、实践转向:‘彻底理论”的生成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环境哲学对自然和人的“科学形象”被揭穿以后，还原自然与人的真正本质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理论的实践转向，并在此基础上消解自身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情慷，就成了环境哲学重构自身、赋予自身以感性现实性的逻辑起点。

首先，告别黑格尔式的“抽象”。“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环境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样缘起于实践和实践的需要。准确地说，缘起于实践所产生的问题—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现实，缘起于实践可续性的需要—缓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因此，它同样应该从“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即实践出发，呼吁人们反省它而不是幻想消灭它。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描绘成能动的生产和生活过程，环境哲学才能走出“爱”的怀抱，告别设想的、幻想出来的“人”，并依靠现实的人来实现自身或“消灭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宗教不过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己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天国中的“超人”只是人“自身的反映”;一个寻找自己真正现实性的人，是绝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在天国中寻找他自身的映像，寻找非人的。事实上，人类尊重自然、呵护生命，并不是出于“爱的宗教”，而是出于生产或实践可持续性的需要，出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需要。因此，环境哲学要克服，“抽象的一般”，获得理论的现实的生命力，就必须克服自身唯心主义主词与宾词的颠倒;环境哲学要外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就不能从抽象的思维或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出发，而应当从直接感性的存在出发;也就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出发，把人与自然看成是生产或实践的主词和宾词。惟其如此，环境哲学才能缩短自身与人的距离，成为“彻底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换言之，环境哲学要通过“掌握群众”、转化为群众的“物质力量”，使“彼岸世界的真理”转化为“此岸世界的真理”，进而实现环境哲学的“历史任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和谐。

其次，结束费尔巴哈式的“直观”。环境哲学把人直观成被动的物质或自然的客体，这样，人的环境意识、环境道德等就只能通过后天环境的教育或引导而形成，这就等于把人以及人的社会看成是环境的产物，把人的改变和社会的改变看成是环境(包括环境伦理教育)改变后的产物，因而其方法论也和费尔巴哈一样:把人对自然的道德眷顾、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寄希望于环境的变化和教育的改变。事实上，人和自然都是在实践中得到改造的，通过实践，人自身也得到了改造—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如此;自然也得到了改造，成为符合人的要求的人工自然或人化自然。基于此，环境哲学必须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出发，而不是从幻想状态中的“人”出发，从“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出发，一句话，从生产或实践出发，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双向对象化，来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景。由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都是通过劳动或实践而彼此生成的，因此，环境哲学的任务理应是让人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并对人的能动生活过程进行描述，用“深入思考的” ,“事先计划好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把环境伦理自觉理解为在这种实践中产生的“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理解为这种实际的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其如此，环境哲学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头脑”，人民群众才能成为它的“心脏”—环境哲学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人民群众把环境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环境哲学才能通过“现实的人”的改变而成为现实，现实的人则通过环境哲学的改变来实现自己;理论与现实、人与自然、人道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也才能最终走向真正的、完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