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整个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拆解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峙过程中推动起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并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引领下步入了知识爆炸的元年。新世纪到来之际，互联网的崛起让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变成现实，全球化的全面形成改变了人类对传统空间概念的认识，“社会空间不再完全依据地域距离以及地域边界来划分”，新的政治、贸易、文化、民族关系出现，全世界呈现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同种族、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影响着彼此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碰撞出无数的机遇和挑战。

新世纪之初，台湾遭遇了一连串动荡和打击。政治方面，陈水扁代表的民进党上台执政，鼓吹“台独”的分裂言论，造成两岸关系的再度紧张；经济方面，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9 "21”大地震的影响，台湾经济在2001年出现了战后首次负增长。2002年，台湾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4个成员，农业和制造业遭受冲击，引发岛内民众极为强烈的不安全感。毋庸置疑，此番状况下的电影产业前景堪忧，本土电影不但面临极为严峻的资金短缺问题，就连发行也是难上加难。根据《台湾电影年鉴》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4年间，在台湾获准上映的本土电影仅占当年总数的不到10%，而外国影片则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并连续数年蝉联台湾地区票房榜冠军。政局的不稳定导致投资者选择避开具有风险的影视产业，经济的不景气让民众不缩减文化活动开支。台湾电影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陷入了商业整合乏力、产业链薄弱、人才流失严重以及进口片垄断市场的泥潭之中。

一、电影商业化的建立

本文在前一章的论述中，曾经讨论过有关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得失，在肯定新电影的艺术贡献之余，也对其过度疏离观众、排斥商业机制的问题表示遗憾。由于本土电影不能够在追求艺术的同时满足普罗大众的娱乐心理，因此给了好莱坞一个绝佳的“入侵”机会，再加上VCD和DVD产业的兴起、岛内有线电视的稳步发展及互联网视频的来势汹汹，“内忧外患”下的台湾电影必须走向转型，才能够在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新世纪获得重生。

台湾电影新世纪的转型之旅是从告别新电影开始的。对于新一代的电影工作者而言，他们既要继承前辈们所建立起来的台湾电影精神，又要摒弃那些不被市场接纳的案臼，面对全新的环境探索出适合本土电影发展的机制。在侯孝贤、吴念真、蔡明亮、李安等人的光环之下，一批具有全球化思想和敏锐眼光的新锐导演成长起来。像章蕙兰、陈义雄、戴立忍、苏照彬、魏德圣、周美玲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积极推动台湾电影转型的新力量，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赶上台湾民主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他们没有背负像父辈们身上那般沉重的历史包袱，对政治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和关注，在继承台湾新电影关注个人成长、立足现实状况的基本精神之外，他们还愿意尝试各类有别于新电影的美学风格，偏向于追寻好莱坞的脚步建立本土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另外，年轻一代的导演们也更善于接受新事物，热衷在作品里呈现各式流行文化，并且将电影故事的大环境从乡村搬到了城市，在五光十色的现代化背景下讲述年轻一代的成长经历。

本土电影的类型化建立是青年导演们在吸取了新电影的教训和好莱坞的经验之后，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好莱坞对电影的类型化划分，不仅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还能够针对市场状况有的放矢、缩小投资风险，是建立电影商业化模式的基础所在。因此，新世纪以后的台湾电影开始尝试发展各种类型片，包括恐怖片、都市喜剧、青春题材、运动题材以及魔幻题材等，试图通过对类型化的运用重新吸引观众对本土电影的关注。

营销模式的建立是新世纪台湾电影牵手互联网络的结果。很显然，对于大多数新一代来说，互联网能够满足他们对电影的不同观赏方式。在线视频、网络租赁、付费下载等功能让年轻人足不出户就能够观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片，这对于电影放映业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如何吸引观众买票进场，成为了新世纪台湾电影、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因此，越来越多的发行商热衷于通过网络来实施营销，比如通过互联网来选角，或者利用网络发布影片信息、售卖纪念品，又或者以制片商让利的ply头实行网络售票等。随着社交软件的迅速传播，电影不再只是单纯的作为大银幕上的影像，而是发展为一个话题、一种现象甚至是一种思潮，这也就意味着发行商赚取利润的渠道更为多元，电影的价值也更具有复杂性。

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拥有最多的观影人群，离不开形形色色的明星以及明星们身后的各类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台湾电影几乎没有自己的电影明星，但随着以琼瑶为代表的爱情文艺片风靡全台，诞生了林青霞、林凤娇、秦汉和秦祥林四位炙手可热的影视红星，形成了台湾本土最早的明星制度。此后，甄妮、凤飞飞、高凌风等人也开始凭借爱情片成为当时少男少女追捧的偶像，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整个东南亚。然而，随着台湾爱情文艺的衰落和新电影的诞生，电影明星制度逐渐失去了效力。新世纪后，台湾电影意识到了明星制度对争取市场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大力培养新的本土偶像，同时也邀请来自大陆、香港、日本、美国的明星加盟，以扩大电影的影响力。

新世纪后的台湾电影通过对好莱坞的效仿，尝试建立类型化、信息化、流行化的商业模式，尽管在电影的艺术性上大打折扣，但却实现了将观众逐步请回电影院的初衷，这对于之前几乎走入绝境的台湾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件备受鼓舞的事情。

二、台日关系的重建

2011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台日贸易(投资)协议”，承诺双方给予彼此企业“国民待遇”，这份协议被看作是台日“断交”三十几年来最重要的一份正式协议，意味着台日双方互相放宽了进入彼此市场的限制，未来在经济领域上会产生更多的交集。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七二体制”和美国“不统不独不战”的“台海政策”下，日本在公开场合里对台湾的政治立场基本维持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态度。此后，台湾问题一直被作为中日政治关系的基础，但这一基础却时常被日本右翼势力打破，导致中日关系反复无常。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崛起让美、日产生了巨大的警惕心理，企图将台湾划入“日美防卫合作”的适用范围，这一举动助长了日本国内一部分支持“台湾归属未定论”之人的气焰，也给台湾本土的“台独”势力提供了大做文章的机1990年5月，李登辉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位曾名岩里政男、毕业于京都帝国大拥有日本国籍的“总统”，一上任便叫嚣“台独”、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甚至在2012会学年提出“归还钓鱼岛给日本”的卖国言论，受到了两岸民众的强烈谴责。2000年，曾在“美丽岛事件”中闻名一时的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成为台湾地区第二位民选“总统”。陈水扁上任后，其言行与李登辉如出一辙，不但大肆鼓吹“台独”，还在美国的策动下与日本产生了战略合作关系。马英九继任后，其执政风格与前两任大相径庭，在极力避免亲日的政治原则上，维持着台湾地区同日本的经贸关系。

地理位置的毗邻为台湾和日本的经济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就一直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台湾都是一个极为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地区，与日本在经贸领域上的多番互动除了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以外，也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互联网的民间文化交流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所提供的基础。尽管离日本撤离台湾己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日本殖民”对于今天的台湾而言仍是一个强有力的潜文本。换句话说，“日本文化不仅是台湾殖民文化遗绪，也是台湾现代性的一部分，这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历史宿命”。“解严”之后，日本文化通过影视作品重新回到台湾大众文化的议题中，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启用日本电影人赴台合作，使得台日双方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愈发频繁。2000年以后，互联网的强大作用力让台日双方的沟通更加顺畅。除了电影和文学，日本的漫画、服饰、音乐、饮食、电子产品等开始迅速在台湾普及，直接带动了双方在商品贸易上的合作。再加上基于地理位置的便宜，台日双方都积极推动本地的旅游市场，这对于促进两地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当前的状况来看，台湾地区和日本之间的互动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民间交流、旅游观光以及经贸合作上。根据日本盖洛普公司在2009年所做的电话调查显示，过半数受访者对台湾抱持亲近感，认为台湾值得信赖，回答“相较来说感觉颇为亲近”与“感到非常亲近”者合计56%，回答“多少有些信赖”与“非常信赖”的合计为65%，认为目前台日关系良好的达到76%, 99%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台湾。同时，台湾的民调显示，有六成多台湾民众最喜欢的国家是日本。当然，基于历史、文化和地理原因而“易于亲近”的台日关系又是脆弱的。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始终受到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制约，同时也深受美国政府的影响。因此，尽管台日民间表现出对彼此的信任，但并不代表双方政治层面也拥有同等程度的信任。

三、历史的反思与本土化的书写

纵观整个台湾的近代史，这块方寸大的土地先后经历了荷兰、明郑、满清、日本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入主，其文化形态就是一个“外来的”与“本土的”不断碰撞、挤压、拆分、整合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以后，台湾民众有关本土化议题的思考发生了极为显著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一种内部思想与外来意识长期积累的结果，也可以被认为是新时期台湾民众面对变化莫测的外部环境而自我调适所产生的适应性机制。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台湾要面对与自身存在差异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力量，并从中寻找到益于发展的契机。在这个过程里，新的国家、地区、民族、文化关系开始产生，给本土形象的重建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文化之间的隔阂也在消除，更需要民众对本土形象产生具体的认识。

那么，台湾的本土化书写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台湾学者庄万寿曾谈到，“对台湾而言，本土本来就意味着‘非一体’，它甚至是多元分裂的，而且不断的外来，虽相对的迭生本土，但本土永远亦是分离的”。历史上，闽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在不同历史时期迁入，这本就造成了台湾很难形成具有统一性的文化主体。这种缺乏稳定性的文化形态又在各种外来势力的控制下产生裂变，使得民众很难对自身的文化属性具有确定性。尤其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的殖民统治更是加剧了台湾民众的认同危机，“皇民化”教育甚至对一部分人完成了彻底的思想改造，导致台湾本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绕不开日本文化的阴影。二战以后，台湾社会的发展从政治、军事、外交再到文化领域都表现出对美国的启从，再加上台湾长期以来都走外向型经济道路，更给美国文化的入侵提供了便利。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到来让台湾本土文化再次受到冲击，再加上民进党上台后，陈水扁不断靠拢美国，叫嚣“台独”，让民众再次产生了有关身份认识的困惑。

于是，不断经受外来势力和内部分裂困扰的台湾对外部力量产生了抵触和怀疑，这种对外界的“不信任感”迫使一种新的、属于台湾地区的、由当地民众主导的意识悄然形成，也就是今天两岸学者都在热议的“台湾意识”。所谓的“台湾意识”，是指把闽南人、外省人、原住民和客家人都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所形成的具有台湾地方特色的文化内容，就是新世纪以后台湾本土化书写的样式。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台湾意识” 既是一种抵御外来势力的保护机制，也带有某种“想象共同体”的意味，到底缺乏现实支撑。举例来说，当我们分析新时期的台湾电影时，能够明显感受到其在模糊“外来文化”的同时，想要尽力建构一个具有台湾性的文化主体，但却始终无法成功，并且时常流露出对本土文化定位的不自信心理。就像在电影《一一》当中，吴念真的同事说了一句“我们台湾最厉害的就是照抄”，这句玩笑似的话语实际上就表露出台湾始终没能升起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近年来，台湾官方也在有意识地引导大众形成这种“台湾意识”。从陈水扁时期炒作的践。“爱台湾”话题开始，这个原本旨在攻击政敌的口号俨然己经开始变为一种文化实特别是当下政府部门对原住民文化的热炒，表露出一种借全球化潮流的东风、台湾民众对本土形象认识的政治目的。然而，正是因为过分强调所谓的“本土”，重建导致具有狭隘性的“地方主义”产生，甚至出现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台独意识”。正如台湾学者刘阿荣所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的文化认同，由政府政策及部分人士的想象，拟采内外合击之势，将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及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转化成为台湾文化或隐含的‘台湾国’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这种想象显然与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相违背，甚至会造成台湾文化失根的严重后果。

商业化的建立、复杂多变的政局、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本土化书写的转变，这些都是新世纪台湾电影创作者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台湾意识”形成的情况下，台湾电影又是如何来表现殖民历史和书写日本形象的?或许，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能够为我们深入思考台湾的本土化书写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