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日常管理不到位

企业的日常管理是一些作为基础的工作，是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的重要保障。在白银厂“四清”运动开始之前，企业在日常管理方面就存在着一些问题，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据现存档案反映，当时白银厂在企业日常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当面的问题：

1  缺乏统一明确的生产管理制度

根据职工反映，白银厂从 1957 年到 1963年的 6 年间，始终缺乏一个全公司普遍遵守的、明确的生产管理制度，上级部门也没有说明哪些规章制度需要部门来制定。一般情况下，往往是部门领导坐在一起开会，如果能拿出一个共同的方案就作为规章制度，有时候甚至是主管领导一个人说了算。而这些制定了的规章制度往往也不用上报公司党委，更没有研究讨论、备案之类的工作。这使得各车间和各科室之间的职责划分很模糊，经常在一些问题上造成相互扯皮的现象，以至于最后还得由厂长拍板决定，结果将厂长等领导拉入了一些琐事之中，造成了精力的严重分散，使得一些本应该考虑解决的问题耽搁下来了。

由于职责不清造成很多事情无人过问，有些事情则大家一起乱管。如供水管网的管理就非常混乱，几乎谁说了都算，可以任意接管、任意堵管。这令技术部门无法全面掌握供水工作，导致市区管路没有一个可靠的管网材料，水的损失非常严重，到处漏水。此外，公司也没有一个严格细致的考勤制度，迟到早退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人愿来就来，愿走就走，干活也是马马虎虎。据统计，公司的出勤率每天只达 92%，全公司每天平均有 1000 人没有出勤，有的车间出勤率只有 80%左右。还有就是一些厂区的警卫根本不管事，形同虚设，任人随意进入厂区，不登记也不过问。

2  公司管理不严、职责不清

这给了一些不法分子以机会，导致盗窃公司财务的现象频繁发生。趁着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管理混乱之机，一些人采取了收款不记账、多收少支、退款不报、私营舞弊、涂改单据、重报账款、损公肥己等手段而贪污国家财产，以行贿拉拢、集体贪污、投机倒把等手段而从中渔利。比

如已逮捕法办的中央机修厂采购员唐某某、縢某某借财务管理不严，在出差报账中每人贪污达七千元之多；供销处采购员李某某重报单据，贪污食堂周转金和勒索工人工资等达一千零二十九元此外，由于缺乏明确详细的标准，生产中的浪费现象也比较严重。根据群众举报，主管部门调查，初步估计浪费的数字为两百八十七万元。

3  相关职能部门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白银厂的一些部门、科室没有很好地起到厂长助手的作用。例如，生产科没有做到全面系统的安排生产任务。如任务下达到车间以后没有图纸和材料，不能满足车间生产的需要；又如调度室，全面掌握生产情况、了解生产中的问题不够。如 1962 年有一次，管理队正在 10 号井附近抢修管路时，泵房突然送上水了，几乎造成人身淹没的事故；再如安全科没有经常深入下去进行安全检查，不及时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劳动保护用具该给的不给，给了又不能用。比如管道队发的胶鞋，小的不能穿，防水裤裤裆太小，穿了不能走路，同时也套不上棉衣，所以在寒冬腊月进行检修时，工人也只能穿着水裤泡在冰冷的水里。由于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义务，因而使整个管理机构陷于有名无实的状态。

白银厂公司各个职能部门中，职能发挥最不充分的应该就是总工程师和工会。按照正常的生产实际来讲，总工程师应该负责制定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和对企业决策提供技术性指导，并在一些生产上拥有决定权。但是在白银厂的现实中，总工程师却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全厂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工程师室，使得总工程师无法很好地发挥直接指挥管理生产的作用。《工业“七十条”》公布之后，公司也曾讨论过要贯彻总工程师责任制度，按规定总工程师在厂矿担任生产副厂矿长，但是实际上白银厂却是由公司党委任命生产副厂矿长为总工程师。这样，总工程师完全成了听命于党委的附属职位，很难有效地发挥其应有作用。

企业工会制度，作为其基本职能的依法维权和民主监督职能，几乎很难在白银厂当时的体制下有效地发挥出来。而工会的基本工作也就放在了职工救济、企业文化、妇女工作等方面，有时候工会还要出面解决一些党组织不好处理的问题，尤其是职工上访问题。根据原白银厂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温克立回忆，工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办法既代表工人又代表党委，基本上都是以党委和行政上的意志为主。工会主席的产生也不是完全按照工人的意志选举的，往往是先由上级党委讨论选定人选，然后将候选人先任命为工会负责人主管工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再由工人选举，而选举的人选也就是原负责人，根本不会产生其他人。因此，工会也就只能按照上级的意志来工作了。工会的经费主要来源是个人、社团的捐助，还有一部分是企业拨款，其中有一部分经费是要上交上级工会的。而从 1960 年困难时期开始，工会几乎将全部的经费都用做职工生活救济了，有时候还不得不动用其他经费和保险基金做补助，开支超过了工会收入总额的 39%。1960 年公司处于停产，没有企业奖励基金。这一时期，仅带家职工每个月就需要长期生活费 6842.02 元，临时困难补助费 5654.元，合计 12496.02 元。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当时白银厂实际所能承受的能力，使得大量的困难申请书被压了下来，增加了一些没有得到救济职工的不满情绪。

4  一些部门领导管理方法粗暴，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白银厂，非法损害工人利益的行为也比较常见，动辄对工人打骂搜身，甚至有私自开除工人和不让吃饭的现象。有一些领导干部在外面接了私活或者种地的，往往还叫工人去干活，有的还以公家的名义不给工人工钱。还有一些厂矿的领导，在交代工作任务不讲清道理，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同群众商量，往往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如工人请假太多，怕影响出勤率就不分具体情况，一律不准请假；为了让工人吃饱饭，一律规定工人在食堂就餐，引起了职工和家属的不满。露天矿电工组因工作需要加夜班，组长找支部书记解决夜餐问题，支部书记大发脾气说：“你对国家粮食政策不满，思想有问题。”很多干部甚至认为对于工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管用的，纪律处分也不起作用，最好的还是经济处分，因而采取了降级、罚款、扣粮票、没收餐证等许多错误做法。在处理某些人时，还利用广播当众公开处理，严重地伤害了工人的自尊心。日常管理的粗暴，也就影响了干群关系。

二、干群关系相对紧张

干群关系通俗来讲也就是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对关系范畴。良好的干群关系并只是强调单纯的领导和被领导，还注重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良性互动，使得领导者可以根据被领导的意见建议随时修正和完善自身行为，以此来更好地维护被领导者的合法权益。 “四清”运动爆发之前，白银厂的干群关系并非一些人后来所说的那样“鱼水情深”，而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当紧张，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爆发出来。具体来讲，这种紧张主要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职工对于部门领导多吃多占、生活特殊化现象存在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在三年困难时期显得尤为严重。在那三年的特殊时期，职工对于生活资料的重视程度是超过现在人想象的。但是，对于物资的分配，白银厂却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很多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大量占有生活物资，有的甚至进行倒卖活动从中牟利。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期，仅据农牧处、行政处、运输部三个单位几个月的部分记录反映，送给公司经理、党委书记的东西，就有各种肉两千多斤，糖、蜜六十九斤，油九十二斤，鹅蛋、花生、葡萄干、粉条等一百二十多斤。许多长、处级干部拿到的东西，也不少于经理、党委书记。

职工对于领导干部生活方面的特殊化现象也非常有意见。比如经理李子奇家中使用浴缸、给家里人订牛奶、使用沙发、常耀华和崔国权等领导周末跳舞。药剂厂原石灰车间党支部书记王某某调回厂部时，甚至大摆宴席，并组织工人夹道欢送，在宴会中还组织车间的女同志为其唱欢送词、祝贺词，欢送词的内容是：“王书记是个好领导，关心妇女很周到，今日你我两分离，心中难啥又难离，别后祝你身体好，一路顺风把厂归，还望你经常来指导，经常通信也必要。”这样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降低了党员干部在群众的威信，并造成了干群之间情感上的对立。

战争年代所形成的良好的生活作风和群众路线，使得很多职工包括甘肃省委、冶金部乃至中央的一些领导，都认为干部生活特殊化就是自身腐败堕落的开始。作为底层的一般职工来讲，他们往往只在乎眼前的利益和看到的行为，他们习惯了用感官直观地去进行评判，再加上长时期的艰苦生活导致内心不断积压着不满与愤懑，在看到领导干部吃住用都好于自身时，很容易将这种情绪宣泄在领导干部身上。

第二，领导干部对于职工的关心工作很不到位，主要体现在厂领导对于贫困职工和患病职工的帮助上。例如运输部火车司机宋岳同志反映：自己在 1962 年的时候得了伤寒，回家发烧 41.3 度，给职工医院打电话让看结果没人理，还是让人抬到医院住院。后来经过和处长、书记、行政科长反映只照顾了五斤小白菜。由于生病吃不下饭，听说运输部里卖大肉，就让爱人去排队，但是他们说只卖给领导不卖给职工。而在职工医院住院的一些老病号，多年来也没有领导去看望过，对其家属的关怀和照顾工作也做得不到位，使得患病职工寒了心，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厂里，而现在老了、病了，却被党和领导一脚踢开。很多职工非常迫切地希望改变这种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工作组进入时受到了很多职工热烈欢迎的原因。例如，火焰山矿老工人代表张照民说：“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工作组来了以后，我就说做一个有良心的工人，这回应该把工作搞好。”老工人徐福修说：“过去领导就是喜欢能说会道的，不重视我们老工人的意见，现在变了，要听我们的意见了，我们就要把这些实际问题摆出来，彻底转变我们的企业。”老工人柯德胜同志说：“我公司设备是顶新的，而生产没有上去。过去我也提出意见，但不给解决，反而说我们老工人不好领导，一直受到打击，因而非常痛心，最后有些人下定决心离开白银厂，现在我安心了。”

第三，技术人员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导致技术人员意见很大。在白银厂，技术人员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尴尬的，不仅长期得不到重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技术人员也是被斗争的对象，往往会被当成无用人员而下放掉。如原中央机修厂技术科长林海超，就因为说在企业中搞群众运动只能依靠少数懂技术的人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公司共有工程技术人员四百四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然而，对这批技术力量，往往却没有彻底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如露天矿技术员马世德，自修学习微积分被副矿长看见了，就批评他：“这么忙，还看曲线，想当资产阶级专家？”有些技术人员怕说“只红不专”、“白色专家路线”，就放松了对技术业务的学习。

由于知识分子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过去一提到技术人员就想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臭。而且按照以往的政治运动经验，技术人员一犯错误就处理、法办，所以使一些技术人员产生了一伤心、二不敢（想管，但不敢管）、三怕（斗、捕、不给工作）、四做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认为十年寒窗苦读别的没有得到，反捡了个臭知识分子的帽子。多年来技术人员的待遇，首先是政治待遇不能一视同仁，技术人员有很多政治、时事报告都听不到，中央报纸订不上，政治理论学习不系统，业务学习无人管；想要自学却一没情报、二没刊物、三没书籍。而且技术人员在入党方面往往也比较困难，这就使得很多技术人员为了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而彻底将自己原先的技术丢弃了，有的则放弃了技术学习。这都导致了白银厂的技术水平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此外，很多技术人员在使用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很多员都被安排从事非生产工作的岗位，有的甚至被安排做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干事、食堂管理员等。

第四、精简下放过程中伤害了一大批职工。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白银厂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员精简工作。白银厂除了正式职工以外，还有大量的家属工和临时工。家属工主要是由职工家属构成，为了照顾职工生活，由白银厂安置一部分家属从事辅助生产或者生活的相关工作；而临时工则是根据生产需要从周边地区招收一部分人员。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使得白银厂生产停滞，物资资金严重匮乏，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大量的家属工和临时工，更无力完全承担这部分人的基本生活。因此，为了缓解眼前的困难，白银厂开始逐步精简人员、下放工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家属工和临时工。从 1960 年 7 月开始，白银公司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尤其是临时工的人数，严禁各厂矿企业从周围农村、社会上乱招劳动力。1962 年，公司决定继续精简机构，将 1962 年全部职工人数定为 11270 人，即在 1961 年末职工人数的基础上精简 4000 人。

但是，在精简和员工下放的过程中由于标准不统一、制度不规范导致很多不应该被下放的干部被下放了，而且对于很多被下放的职工，白银厂几乎没有给予什么补助，这就导致了大量被下放职工的不满。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一旦离开了企业，其各项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都中断了，对于很多人来讲这等于断绝了生活的来源。再加上被下放人员中有很多是年老多病的，离开了企业生活能难以维持。因此，这些被下放的人员也就成了不断上访和向上级申诉放映问题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