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由于面对共同的安全与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西欧大国与美国结成紧密的同盟。纵观整个冷战期间，美欧的合作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双方具有共同的安全威胁，并且双方对这种威胁具有高度的认可。其次，双方的安全合作是以美国向西欧做出安全承诺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而西欧承认并支持美国的霸权为前提。按照伊肯伯里的说法，美国作为霸权国是以“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并换取它们的合作”。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自己的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主要体现在战略重心的转移。这种调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苏东集团的消失，美国 50 年塑造的安全威胁减弱，外部安全环境相对得到改善。但难以“两全其美”的是，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却并没有取得可与“冷战胜利”相媲美的成就。1992 年，美国失业率高达 7.4%，这比老布什总统上台时高出两个百分点。老布什曾公开承诺的减少联邦财政赤字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他不得不靠增加税收缓解预算压力。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国内民众希望政府能把精力放在内政问题上。根据 1994年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问卷调查显示，83%的美国人认为保护美国员工的就业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仅有 24%的人认为“保护弱国免受侵略”是同等重要的；另外，认为“保护盟国”是“非常重要”目标的人数比重从 1990 年 61%下降至 1994 年的 41%。

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也深受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保守派政客帕特里克·布坎南为了参加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竞选，指责老布什总统的世界新秩序战略没有真正体现“美国第一”的国家利益；并宣称，如果能当选他将在第一个任期内将所有驻扎在欧洲的美国部队撤退回国。美国国内政党派系间的交锋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国内建立起来的“战略共识”已经瓦解，不同政党与政治势力根据各自的利益与对国际环境的理解来重新审视美国在新时代的对外战略，即便是坚持国际主义主张的政府也必须将变革作为口号来取悦国内民众。

美国国内学术界精英也影响着美国战略的调整。在冷战尾声写下了巨著——《大国兴衰》的保罗·肯尼迪告诫美国人，一流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帝国的过度扩张将会导致衰落。对美国前景担忧的论调与新兴起的孤立主义思潮交相生辉，在冷战后美国精英界掀起了新的论战。新孤立主义要求美国应该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奉行“节制战略”，逐步减少军事开支和军事力量，减少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与义务。这些精英们呼吁“美国回家”，他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仍然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与促进繁荣，但“战略节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换句话说，美国需要强大的军队而不是“忙碌”的军队。孤立主义在奉劝美国政府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同时，指责美国的欧洲盟友一直免费搭车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他们还指出，正是美国对西欧过度的安全承诺，使得这些国家在有的情况下极不负责任。例如在南斯拉夫危机爆发后，德国在欧共体以及欧美之间并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导致波黑冲突愈演愈烈。在美国人看来，盟友的不负责任行为有可能将美国“牵连”进一场他们并不想介入的冲突中。在新孤立主义的旗帜下，美国学界还提出了“离岸平衡”战略、有选择介入战略等。总之，从上述民调、政党辩论以及学界倡议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国国内从民众到精英普遍不希望美国继续像冷战时期那样处处插手地区冲突，免费向盟友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这些观点必然会影响当时美国政府安全战略的调整。1993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在一份国家安全报告中指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核武器与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威胁、地区大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东欧与俄罗斯转型的带来的威胁、经济风险。根据这些威胁来源，报告指出，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计划的重点将放在那些可能给美国核心利益带来威胁的地区，以挫败来自敌对国家的潜在威胁。冷战后的美国不再把欧洲地区作为主要安全关切地区，美国大规模地从欧洲撤军则清楚的表明了美国战略中心的转移。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驻扎在欧洲的部队的必要性也一同消失，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国会“很难再向美国人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外部队没有被削减，为什么在欧洲安全威胁消失之后，美国还要为建设欧洲军事基地承担大约 27%的份额？”结果，美国开始削减驻欧部队。从 1991 年开始，美国驻扎在欧洲的部队数量急剧下降，布什政府期间欧洲的美军有 28.5 万人裁减到 16.6 万人，到1993 年的时候，美国驻扎在欧洲的部队数量下降至 10 万人以内。

冷战后，欧洲安全与防务合作就是在上述背景中拉开序幕。新的安全风险出现给欧洲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地区安全制度就是为了应对某种安全问题而生，新安全风险的出现刺激了欧洲对地区安全制度的需求。面对德国的统一与俄罗斯转型的不确定以及地区动荡，如果没有一个地区安全制度，西欧有可能走上防务“重新国家化”的局面。这就意味欧盟内部将出现国家间的安全竞争，甚至重回大国争霸与制衡的局面。因此，如果没有地区安全制度，不对国家潜在的安全竞争施加必要的限制，欧洲就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地区安全制度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提供信息来化解国家间安全合作的难题。地区安全制度为西欧国家之间增进防务领域的沟通和理解提供稳定的平台，化解矛盾与分歧，实现西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制度化。新的安全风险的性质转变也为欧洲创建新的安全制度提供了条件。面对安全威胁，国家可能结成紧密的军事同盟，面对安全风险，对国家安全危害程度不大的因素，国家可以建立地区安全制度来化解。换而言之，如果苏联威胁不消失，那么西欧国家必然会继续团结在北约麾下，确保本国的领土安全不被侵犯。正是冷战后安全议题的转化为西欧大国变革或创建新的地区安全制度提供了条件。

冷战后，美国战略调整也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创建新的地区安全制度的需求。美国核心利益区的增加，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出现以及大幅度的削减驻欧美军，这些行为无疑给西欧盟国带来困惑：美国是否还像冷战时期一样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再加上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任何一个政府在决定用美国士兵鲜血保护远离美国本土的地区安全时，都会招致国内在野党的批评。在此情形下，对西欧国家来说，虽然冷战胜利了，但却面临着美国有可能不承担欧洲安全义务的危险，“欧洲再也不能依赖美国的支票过日子了”。这事实上增加了西欧国家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安全风险。面对新情况，欧盟大国主要想构建新的地区安全制度以对冲美国撤离欧洲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总之，安全议题转化与美国战略的调整都给欧洲大国带来了地区安全制度变革或者重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