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及其原因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要求各生产主体之间相互协作、配合，使自己成为社会有机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社会才能高效运转，而这就需要全社会作为一个“单位”有统一的计划，使全社会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地安排生产，而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是不可能办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每一个生产个体按照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要求来组织生产，所以，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有制又是紧密相连的。故此，从理论上推导来看，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计划经济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以下条件:首先，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需求是可以被及时掌握的。这就要求社会成员中每一个个体的需求保持稳定性、单一性，而且作为计划的组织者能够充分、全部、及时地了解社会成员中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其次，全体社会成员有着共同的消费需要和对产品的相同需求。这种相同的需求包括种类和数量的相同，比如吃，大家都消费肉、鸡蛋、青菜等，而且可以按照不同年龄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每一类成员的需求量也是一样的。再次，计划可以根据所掌握信息被设计出来。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需求的掌握，得到一个种类和数量的合计，再按照这个合计做成计划，将这个计划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生产企业，这样每一个企业的生产种类和数量也是被计划的，企业没有任何私利，也愿意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环而发挥作用。如果上述条件都能得到充分满足，则可以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计划，这个计划在配置资源、安排社会生产上也是严谨合理、科学高效的。

但是，这些条件是很难满足的。计划经济的集中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分散之间存在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随之而来，交换和分配也日趋复杂。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的需要也会越来越多元，个体之间的需要也不可能高度雷同，而只会越来越具有个性化，甚至追求“私人订制”，不同社会成员的需要有时还会有冲突，而且个体需要具有变动性。所以，要想及时、完整地掌握所有社会成员的所有需要，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大数据背景下人们掌握、处理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计划经济中信息获得的不完整、不及时导致计划决策不能真实反映现实社会需求;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也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地走上预先设置社会成员的需求，也就是计划决定需要，而不是需求反过来引导计划。另一方面，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将所有社会成员都进行了计划，社会成员具备劳动能力以后不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自主择业”，而是按照计划的需要而分配工作，在工厂当工人或者到人民公社参加劳动。

工人在工厂里按照上级分配给厂里的计划进行工业生产，农民在人民公社里作为社员按照上级分配给公社的任务进行农业生产，工人和农民的收益按照等级制进行划分，不同的等级获得不同的收益。工人是按等级工资制领取工资，农民是记工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不同等级之间也难以逾越，而同一等级内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在对作为生产者的社会成员的激励方式上，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的力量、树立模范等形式来教育社会成员，但是社会成员的劳动是“谋生劳动”，而非“第一需要”，这种体制在战时和战后恢复时期取得了较快速度的发展;当经济转人常态以后，整个社会就始终在低效率中运行。邓小平在反思这种低效率的经济运行是就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在物质利益刺激不够，精神动力刺激有余的情况下，希望社会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是很难达到的。马克思历来主张物质动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强调共产党要有远大理想，但是也反对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而忽视工人阶级眼前利益的倾向，“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他还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都是对维护个体利益和价值的确认，而且，如果没有对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财产权的确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将没有立论基础。马克思科学阐述了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正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而计划经济对社会成员利益和希望从事工作的多元性、变动性是缺乏关注的，他们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兴趣“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计划经济完全是用工程思维在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工程是人对物的处理，工程师在获得物的一切有关数据之后开始设计建造方案，施工人员只要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实施即可获得预期效果。这里，工程师事先是能够获得事物的全部信息的，工程的实施就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事情。然而在社会问题上，工程思维是不可能有效的。从思维方式上来说，这种对计划的盲目崇拜、迷信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性崇拜是一致的。对理性的关注和崇拜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无不贯穿着理性拜物教，认为只要按照理性的要求，就可以建立起关于世界的绝对正确的理论体系，而按照这个理论体系就可以建成完美的社会，这就很容易走上计划万能论。恩格斯就此批判说:“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理性万能论是以主客二元论为前提的，也就是主体具备把握客体的所有能力、知识，客体是纯粹的、不变的、可以被直观的;而且主体对客体的把握，是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行为与意识完全一一对应，不会因为主体的认知方式、态度、已有知识储备等不同而不同。而这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的，客体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的时候就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主体的认知能力相对于客观世界也来说，永远都是不可能穷尽对世界的认识的。从世界观上来说，计划经济秉承的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用物理学的视角替代了哲学视角，将近代以来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观哲学化了。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外在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本质永恒，可以被精确计算的存在，人站在世界之外来“看”世界;这种世界观蕴含着还原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思维，他将客观世界进行简化、抽象和概念化;这种世界观排斥了人在人化世界中的作用，是不科学的。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二、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解

以1978年为界，在此之前，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在此之后，人们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就提出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认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1992年，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虽然以上表述有些许差异，但是基本定位都是在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所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是因为“问题倒逼”，计划经济总是在低效率的生产水平上运行。这期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慢，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非常有限，甚至停滞。1957-1978年，这22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仅增加7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 , 22年间减少了14.8%。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人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年均仅增加2.9%。居民消费水平共提高47.5%，平均每年仅增长1.8%而市场经济能有效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端。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是政府机构。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直接面向市场进行生产，自主决策、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这样就大大简化了决策环节，市场能够及时、有效地捕捉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少数部门，甚至是这些部门的个别领导来编制计划;但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计划的稳定性与消费需求的变动性之间总是存在矛盾。其次，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个人是行业细分的主体。行业细分的企业必定是专业型的决策，市场经济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寻求对产品需求的全部了解，由于需求的复杂性，这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市场经济可以根据市场价格、供求的变动来预测市场的未来走向，从而来布置自己的生产。这是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的灵活性。再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各企业自负盈亏，企业必须不断创新，通过创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来发展。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的生产是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进行的，所以，企业是不可能倒闭的，企业产品的好坏和企业发展无关，企业不存在优胜劣汰的情况，也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了。最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以价格为信号，以利益为核心，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是逐利的，当然这种逐利行为必须是在法律、制度和道德的框架内进行。人们为了物质利益而进行生产，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和付出的劳动直接相关，这就避免了在等级制中极易出现的“消极怠工”现象。

当代中国，之所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深化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从现实来说，是因为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不具备。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关系不是人为能消灭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它是自然消亡的，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劳动时间可以成为作为衡量劳动的唯一标准，不同种类的劳动之间可以直接用时间来换算，不需要用货币作为中介的条件下消亡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一个个体的劳动都是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存在，市场作为劳动及其产品的交换中介的作用就显得多余了，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言外之意，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市场经济就有存在的必要。而当下，我们恰恰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市场经济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了。

三、市场决定作用蕴含的实践哲学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市场经济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直观，也就是放弃了对社会成员需求永恒稳定、高度一致的假设。市场经济秉承的是实践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实践生成论不是把世界视为本质既定的实体，而是把世界看做在任的实践中生成的，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动之中的对象化世界。恩格斯就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种思维方式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创造反预设，重个性反同一，重自主反束缚。依托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市场经济，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将人的需求视为实体，而是承认人的需求的变动性和复杂性;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用计划去设定人的需求，而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来配置资源、组织生产;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设定所有人的需求都是单一的，没有差别的，认为人所需要消费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恒定的，而是承认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差异性;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事实上，在实践中，对个体个性化需要的忽视，对生产者兴趣和特长的忽视，都没能体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而市场经济中，作为消费者，自主选择产品，作为生产者，自主选择职业，这是对个体根据自己的优势和条件自主安排自己生活的尊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邓小平的‘猫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思想的形成，也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可以说，崇尚实践，反对预先设定的不可触犯的僵死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内在要求和深层内涵。市场经济把人从旧有的观念和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发展，把本该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还给人。它体现了理论回归实践的要求，这既是改革实践对理论变革的呼唤，也是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只有源于实践的体制才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