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际组织间关系也需要考虑国际组织本身的需求。虽然国际组织是由国家组成，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国际组织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体，有其自主性和不同于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对任何一个组织来说，资源不仅重要，而且是稀有物品，资源的获取依赖组织的外部环境。因此，资源依赖成为我们理解国际组织间合作动力的一条途径。

一、国际组织的目标与组织资源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夫曼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后来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社会互动的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把人类一切活动归结为交换，因此对组织来说，平等的资源交换对组织生存尤为重要。后来，杰弗里·菲佛和杰勒尔德·萨兰基克等人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1978 年，菲佛与萨兰基克出版了《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一书，成为资源依赖理论的奠基之作。资源依赖理论原本是研究公司间关系的理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般组织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方法。

传统的组织学理论关注的是组织如何运转的问题，而资源依赖理论却将组织生存问题作为研究目标。在资源依赖理论看来，组织主要有三个核心目标：组织生存、组织自主、获取具体任务。对组织来说，这三个目标是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组织生存是首要目标；组织当然不愿意任何外部的势力对其施加任何控制，除非限制自主性对组织的生存是必要的；获取具体任务是第三位的目标，因为在某段时间内不能承担具体任务只会影响组织的重要性，并不危及组织的生存。例如，冷战期间的西欧联盟虽然沉睡多年，一直没有承担具体的任务，但它一直存在着。

如同其他组织一样，生存、自主性以及获取具体任务也是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但相比较而言，组织生存更加重要。冷战后的北约可以说是上述论断的最典型的例子。作为遏制苏联威胁的军事集团组织，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的生存岌岌可危，谋求生存成为北约最重要的目标。根据罗伯特·麦卡拉的研究，从 1988 年到 1989 年期间，在苏联外交政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北约官员却拒绝承认苏联威胁有任何变化，并且坚持北约应该一如既往的存在下去；就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北约官员也一直强调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因而，北约过去、现在都是有用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承认苏联威胁变化或者消失了，北约存在的必要性就会打上问号。还有学者指出，北约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官僚机构，在 1993 年时，北约总部的官员和职员已经达到了 2640 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在此情况下，谋求组织生存也成了北约内部职员的共同目标。为了获取生存的合法性，北约甚至愿意牺牲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冷战后，北约一直表示它所开展行动要取得联合国授权，愿意将自己置身于联合国的框架下开展维和行动，甚至还宣称愿意同欧安组织合作，开展地区维和行动。 

组织资源是组织完成使命可资利用的物质以及非物质因素的总和。物质性资源包括组织资产、组织人员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技能、知识与信息等；非物质性资源主要是指组织权威与合法性等。国际组织的资源是实现其组织目标的基本保障。菲佛与萨兰基克指出，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在国际组织的需求中，资源需求占据重要地位。组织资源不仅关系到国际组织的生存，也关系到国际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马尔特·布罗西希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组织的行动都需要激活某种资源，国际组织只有依靠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才能完成指定任务。

二、资源依赖与组织的外部控制策略

（一）组织的资源依赖

组织要实现上述三个目标都需要获取和控制所需的资源。但组织是身处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组织所需的资源控制在他人之手，组织必须环境进行交易以获取资源。这就是组织资源依赖的由来。组织资源依赖揭示了环境对组织的重要性， 在环境保持不变，资源供给稳定的情况下，组织本身不会产生生存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可以确保组织所需资源的持续供给，那么依赖就不给组织带来任何问题。问题在于组织所处的环境是可变的。当环境变化时，组织的资源供给就会发生不稳定，重要资源的稳定性受到影响，组织生存就会出现不确定性，一些组织就会因无法生存而遭致淘汰。

国际组织也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需要从其周围环境中汲取资源。朱立群指出，组织要同环境相适应，组织不仅要准确把握形势变化，还要及时调整和确定职能与目标。亚历山大·库里与詹姆斯·罗恩认为，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如一般组织一样，都处于以不确定性为特点的市场环境中，它们的利益由物质激励所塑造。这种物质激励实际上就是组织需求的资源。因此，外部环境对国际组织施加压力就是国际组织寻求资源的压力。以国际刑警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前，一致致力打击跨国犯罪为主要目标，并且坚持“非政治性”的原则以减少国家对其自主性的影响。由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政治性含义，国际刑警组织一直拒绝涉及反恐问题。但随着恐怖主义的日益蔓延，其它一些国际组织（如欧盟、美洲国家组织）都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自己的争当职能，为了获取国家的继续支持和维持资源的稳定来源，国际刑警组织也不得不参与到国际反恐的合作中。按照资源依赖理论对环境的理解，国家以及其他国际组织都是一个国际组织所面临环境的组成部分，这样，国家以及其他国际组织都可能成为一个国际组织的资源来源。

（二）组织的外部控制策略

组织资源依赖其环境，组织要克服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就需要对环境施加一定的控制。那么，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怎么引申到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一个组织也构成了其它组织的生存环境。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其他组织也是其生存环境的一部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就转化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依赖。菲佛与萨兰基克认为，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个组织掌握的资源对另一个组织的重要性；组织内部利益群体对此资源所拥有多大的分配使用裁量权；以及替代性资源的稀少程度，或者利益团体对资源的掌控程度。组织之间资源依赖程度越高，组织对其它组织控制的意愿就越强。 为了消除组织资源依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不稳定性，组织开发了对环境进行控制的策略。组织可以采用策略有：（1）合并策略，也即是将资源依赖的对象吸纳进来。例如，为了减少来自竞争的不确定性和降低对其它公司的资源依赖，一个公司可以将同行业内部的公司兼并。（2）多样化策略，将组织置身于另外一系列不同的关系中，建立多元化的组织联系。多样化策略通过多元化的组织间联系来减少对某一个组织资源的依赖。多样化策略也经常被国际组织所使用，例如，联合国及其附属的机构为避免资源短缺，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推动下与其它的私人行为体建立广泛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3）组织成长，组织通过自我投入和扩展来避免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这是一种组织“自助”的策略。组织的成长不仅增加了组织利润，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组织提供了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力。然而，资源依赖理论同时也指出，上述三种策略固然有助于组织克服组织的资源依赖问题，但上述三种策略本身存在很多缺陷。首先，组织间合并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的。警察机关逮捕嫌疑人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如果警察机关能将检察机关合并，当然有利于警察机关的行动，但显然这是违背法律，因而不可行的。国际组织之间合并更为少见，这主要是因为每一个国际组织都非常看重自己的自主性。另外，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就将国际社会一分为二，一边是成员国世界，另一边是非成员国世界。在成员并不完全重合的情况下，国际组织之

间的合并会涉及到“非成员世界”之间的关系处理。一些国家可能会因为合并而丧失在某个国际组织中享有的特殊权利或利益，这些国家就会抵制合并。即便当一个国家组织的成员是另外一个较大的国际组织成员的一部分，组织之间的合并也困难重重。上个世纪 90 年代，为了利用西欧联盟在防务与安全方面的资产，欧盟试图将西欧联盟合并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当时西欧联盟的成员大多是欧盟成员，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合并之路并不平坦。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内部某些国家的反对，另一方面西欧联盟的联系国也反对二者的合并。其次，组织成长策略也存在着限度。固然，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国际组织都在竭力的整合自己的资源，扩展自己的职能，并且要求成员国加大对组织的投入以及通过采购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资源需求。但有一些资源是无法通过上述方式满足的，比如组织的合法性和组织声誉等。在此情况下，谋求与其它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就成了克服资源依赖的一种最实惠的策略，菲佛与萨兰基克将这种策略称之为“建立组织间行动的集体架构”。

三、国际组织间合作的组织动力

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解国际组织间合作提供了一种视角。对于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来说，资源，特别是有价值的战略性资源总是稀缺的。除了开发自身资源以外，它需要通过协调组织间关系来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减少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有一些资源与其它资源混合在一起，或者一些资源镶嵌在国际组织内部。毫无疑问，对国际组织来说，降低资源来源不确定性的最优选择是将另外的国际组织合并，但由于国际组织对自主性的看重（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愿意将自己合并到另一个国际组织之中），这种看似最优的选择却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策略。因此，国际组织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以减少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这种国际组织间合作可以被理解为资源依赖所说的“建立组织间行动的集体架构”策略。从合作收益上讲，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使合作伙伴之间不同资源相互结合，既可以弥补国际组织资源的短缺，也增加了国际组织资源搜索的范围。这种国际组织之间的资源交换降低了资源来源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每一个组织可资利用的资源储量。同时，资源的交换也可以降低每一个组织的征集资源以及独立开发资源的成本。总之，国际组织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扩展了组织资源的范围，自然就提升了组织的行动能力。

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源在组织间的流动，资源依赖就成为国际组织间建立关系的直接动力。拉斐尔·比尔曼指出，资源供给与汇聚是国际组织间合作的重要因素。杰斯特·格里戈列斯库发现拥有资金、人员（主要是专家技术）、声誉资源越丰富的国际组织，越容易成为其他国际组织寻求合作对象。以联合国为例，这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当今所从事的维和行动越来越多（有学者将它称之为“过度延伸”），对资源的外部依赖使它在维和行动中加强同地区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比如联合国与欧盟、非盟、北约都曾在维和行动中保持合作关系。一些专门性的国际组织也由于资源的问题加强了同其它一些私人性质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比如有学者发现，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形式解决了治理疟疾所需的资金问题。

资源依赖虽然是国际组织间合作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在资源依赖的情况下，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水平不尽相同，合作关系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除了国际组织间合作所受到的外部干扰之外，从资源依赖的角度来分析可能存在三个原因：首先是国际组织所拥有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程度不一样。如果两个国际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和较高程度的互补性，那么组织之间合作动力就越大，两者之间合作水平就越高，持续时间也越长。其次，资源的不均衡也可能会影响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在现实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景：一个国际组织拥有另外一个国际组织所急切需要的资源，但后者却没有拥有前者所需的资源。在该情境下，两者之间的合作水平不会太高。这是因为处于优势地位的国际组织对资源的外部依赖程度较低，合作动力就不强。再次，国际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不仅取决于双方资源的实际情况，也取决于国际组织对资源依赖的认知和评估。迈克尔·哈施指出，当两个国际组织认识到对方所拥有的资源对自己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话，国际组织间就会建立较高水平的合作。因此，国际组织的官僚以及其职员在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他们对国际组织之间资源依赖情况的认知和评估是决定其推动还是阻碍国际组织间合作的主要原因。突发性外部事件会改变国际组织的资源需求情况，而对处理这些突发性事件所需资源则是由国际组织的职员进行评估。

国际组织的制度重叠也会影响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两个国际组织成员重叠且功能相同时，国际组织的资源来源也会重合，这就意味着国际组织需要从相同的成员国身上汲取资源。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成员国的资源总归是有限的，一个国际组织获取了成员国的资源，那就意味着另一个国际组织获取资源的数量下降。除此之外，当两个国际组织的资源来源相同时，国际组织的资源状况受成员国影响程度加大。例如，对地区安全组织来说，当成员国削减国防预算或裁撤兵力时，两个重叠性国际组织所需资源都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制度重叠会加深国际组织之间资源依赖的程度。

 综上所述，资源依赖催生两个国际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当两个国际组织之间资源依赖程度加深时，国际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动力就越大。具体来说，当国际组织的资源差异程度和互补程度越高，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动力越大；当国际组织的官僚与职员认为其他组织的资源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话，国际组织之间合作的动力就越大；国际组织的制度重叠会加深国际组织之间资源依赖的程度，增强国际组织间合作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