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问题专家乔利恩·霍沃斯指出，大部分有关欧盟和北约关系的研究都暗含着三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其一，基于北约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都是为欧洲-大西洋地区提供安全以及防务的事实，两个组织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相似性、接近性、可比性与协同性；其二，基于两个组织之间存在不证自明的分工，二者是“天然”的伙伴关系；其三，在二者的伙伴关系中，由于历史、规模、能力以及美国作为领导者的事实，北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资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ship）。霍沃斯的概括无疑是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因研究现状的最好说明，在笔者有限的文献检索和阅读中也深感大部分著作都似乎认为欧盟与北约是一种天然的伙伴关系，缺乏对其成因的深度探讨。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托洛夫斯克亚指出，冷战后欧洲战略环境的转变和欧盟与北约的转型需要在欧盟与北约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联系。但在娜塔莉亚·托洛夫斯克亚的文章中，作者的意图主要是去探索欧盟与北约合作的收益和局限性，并去检验二者宣称的合作水平是否与实际合作效果相一致。娜塔莉亚·托洛夫斯克亚的结论是在军事层面上的互动中，欧盟与北约的竞争并不明显，相反却出现了大量的务实性合作。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效果的评估。娜塔莉亚·托洛夫斯克亚虽然详细的梳理了欧盟-北约关系在冷战后的演化过程，但基于该文的研究目的，娜塔莉亚·托洛夫斯克亚并没有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因做出详细的分析。上海社科院的张茗博士在《“战略性伙伴关系”往何处去？——欧盟-北约关系剖析》一文中指出，转型中的北约既欢迎欧盟分担责任又竭力防止欧盟成为竞争者或挑战者，在支持欧盟独立防务的同时又加以规范和引导；而欧盟既需要化解北约政治与战略上的疑虑与牵制，又希望与北约能够在能力、体制以及行动方面保持协调合作。这可以算作是从组织层面上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因的一种概括性说明，但在该文中作者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河北师范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新世纪欧盟与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探析》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因做了初步的探索。该文作者胡艳杰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引入到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分析中，作者认为欧盟与北约之间是一种安全合作，二者的战略伙伴关系呈现机制化的局面。作者将国际制度理论引入到两个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分析上，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该文并没有对欧盟-北约间关系的制度化动力做出清晰的解释，这一点有待深入研究。 欧盟与北约的分工研究近几年成为欧盟-北约关系研究中的热点。分工是国际组织间合作的一种模式。那么分工是否是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立的动力呢？

早在 1999 年，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席弗朗索瓦·埃斯堡就提出，北约的“硬权力”与欧盟的“软权力”应该形成某种新的分工。在欧美就伊拉克战争发生分歧时，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提出，欧美之间应该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以便在实现共同目标和应对共同威胁时能够使军事和民事工具互补；欧洲需要美国的军事力量，而美国需要欧洲的民事力量。研究欧盟-北约分工问题的学者大多都认为，当两个国际组织形成某种紧密联系时，它们最好或者是最有可能建立起合理的分工，以避免重复建设。因此，建立合理的分工被部分学者当作是解决欧盟-北约之间复杂关系和维持二者和平共处的出路之一。学界是在两个层面上谈论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分工的：

欧盟与北约的功能分工。所谓功能分工就是指欧盟与北约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北约作为“集体防务的基石”，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则主要聚焦于“彼得斯贝格任务”。具体来说，北约主要应对诸如军事入侵等“硬安全威胁”和高强度冲突，而欧盟则着力于低烈度冲突、战后国家重建、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这种功能性分工也体现在具体的危机管理行动中。娜塔莉·托洛夫斯克亚指出，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欧盟与北约逐渐形成了“角色分工”：欧盟不仅承担维和任务，还从事民事危机管理；北约则主要集中在所在国的防务改革，只有在安全形势恶化时北约才保持随时介入的状态。

欧盟与北约的地域分工。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欧盟与北约对于地域分工便有争论。以美国主导的北约希望欧盟“能照看好自己的后院”以及美国不愿意军事介入的地区。自 9·11 事件后，北约跟随美国步伐走向“全球反恐”的征途。这一时期有学者就提出，在北约走向全球的时代，欧盟更应该着眼于欧洲本土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防御。自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成立至 2014 年，欧盟开展了大量的危机管理行动，这些行动大多集中在欧洲周边地区，这就为欧盟-北约未来的地域分工提供了基础。对于欧盟与北约之所以能够建立合理分工的条件性原因在于：首先，欧盟的军事实力严重不足；其次，冷战后北约内部发生的变化；再次，跨大西洋关系在后冷战时代出现裂痕；最后，在具体行动中，欧盟只能完成自己胜任的工作。

从道理上讲，组织间的分工确实是解决北约-欧盟在安全防务领域内的功能重叠与组织竞争难题的可行办法。然而，在现实中，欧盟与北约并没有为二者之间分工做出法律上的规定，也没有将二者在具体行动中的一些临时性分工制度化。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功能性的分工本质上是“美国做菜、欧洲刷盘子”的安排，这种分工人为的为欧盟防务一体化抱负与军事化发展设置了上限。目前，由于军事能力有限，欧盟可能会做出某些妥协，但长久来看它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同时这种分工也意味着北约聚焦于安全防御这个军事联盟的传统领域。在当今军事入侵威胁下降，而安全风险上升的时代，如果只局限于集体防务领域，北约的作用将会逐渐下降，因此北约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分工模式。对于地域分工，对希望成为“全球行为体”的欧盟而言，更不可能接受。另外，“分工不可行”还表现在：首先，欧盟与北约的分工破坏了“安全不可分”的观念。这一信念是北约与欧美关系的基石。其次，分工将使欧盟依赖美国，减弱了欧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也降低了欧盟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再次，分工意味着欧盟没必要再建立能承担高烈度战斗任务且可以域外投送的军事能力。最后，这样的分工在美国大众看来也是不可行的。美国人不可能支持美国从事高烈度战斗，而欧洲从事低烈度的“维稳”工作。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盟与北约可能在具体的危机管理行动中存在分工合作的事实，但二者不会把这种分工延续下去，更不会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欧盟与北约的分工不是战略伙伴关系形成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