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学界对于农民行为选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从总体上形成了大体相呼应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农民的行为是为满足生存需要，并不总是遵循市场理性，在生产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种倾向认为，农民的行为是合乎经济理性的，是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行为选择的根据的。到上个世纪屯十年代，出现了影响广泛的围绕＂道义经济＂还是＂经济理性＂的＂斯科特－波普金＂之争，更是将这一研究课题推向了新的高度。

尽管学界围绕着农民的道义与理性之争在20世纪前半叶已经有所讨论，但从整个研究旨趣上对农民及关于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太大的浪潮，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了农民学（peasantology）这一学术术语，农民及其所处的社会才正式引起各个学科的特别注意，国内学者注意到，1960-70年代之交，国际上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了划时代进展可与物理学领域牛顿定律的发展相比拟。也许送种说法有夸大其词之处，但作为一口多学科参与的农民学所取得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在解读农民行为选择问题上，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小农社会的分析，强调村落存在着共同的道义价值观。农民们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下，在作出行为选择时遵循生存伦理，并在此基础上，人们构建出一种传统的社会机制，用以保护穷困的农民免于生存危机。波普金在《理性的小农》中表达了自己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同样以东南亚小农社会为研究对象，也关注了界定地方经济与政治安排的性质，又关注了小农大规模反抗与起义的集体行动，他认为小农行为选择的直接动机是是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得以最大化，他们＂主要出于家庭福利的考虑而不是被群体利益或道义价值观所驱使＂。

（一）＂道义＂与＂经济＂在思想脉络上的分歧

在解读农民行为选择问题上，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小农社会的分析，强调村落存在着共同的道义价值观。农民们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下，在作出行为选择时遵循生存伦理，并在此基础上，人们构建出一种传统的社会机制，用以保护穷困的农民免于生存危机。波普金在《理性的小农》中表达了自己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同样以东南亚小农社会为研究对象，也关注了界定地方经济与政治安排的性质，又关注了小农大规模反抗与起义的集体行动，他认为小农行为选择的直接动机是是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得以最大化，他们＂主要出于家庭福利的考虑而不是被群体利益或道义价值观所驱使＂。

从思想脉络上来看，农民行为选择中的＂道义经济＂理念，最早或许是来自于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他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自我开发的程度极大地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于家庭消费需求的压力有多大。＂＠在他看来，基于家庭需求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促使农民作出生产行为选择。受其影响，卡尔？波兰尼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只有饥饿的惩罚而不是高工资的诱惑才创造了有效运行的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他进而分析到，＂因为工资越高，对止著人而言，卖力工作的驱动力就越小。他们不像白人，他们的文化标准并不能驱动他们尽力挣更多的钱＂。在他看来，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们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斯科特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观念，并形成＂道义经济学＂观点。

而农民在行动选择中会遵循一种类似于市场的＂经济理性＂的观点，其理论渊源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西奥多？舒尔茨，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他认为传统农业的改造可以依靠为追求利润而进行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农民。波普金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发，并认为无论是从生产行为、政治行为，还是社会交往方面，农民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市场投资性特点。

（二）＂道义＂与＂经济＂在＂中国经验＂下的统一

本文认为，从小农的理性选择方面来看，斯科特与波普金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二人都承认小农的行为选择是基于理性的，不同的是，二人强调的重点不同，斯科特强调的是小农做出选择时，主要考虑的是道义理性，或者是道德理性，即小农的理性选择来自于其所处的村落社区的规范与准则；而波普金则强调了经济理性对于小农行为选择的影响。斯科特与波普金之间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其选择的研究地点有关。斯科特研究的村落相对而言远离村落，并且现代化程度不高，村落原有社会规范与传统的约定俗成仍在发挥着比较重要的影响，而波普金选择的村落则是靠近城市，现代化程度也较高，村民与外界联系比较频繁，原有的村落社会规范与传统的约束力量已经遭到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

斯科特指出，＂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问题在于，当农民的生存状况已经大大好转，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不会轻易遭受生存上的威胁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是否从安全、可靠性转变到了＂长远的利润＂上了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选择对于村落团结和生活共同体的巩固来说，是一种聚合力，还是一种拉伸力？现有的田野资料，让我至少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生活在城边村的村民在选择社会行为时，的确更多的考虑了一种长远的或未来的获益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将自己许多社会行动看成是一种投资行为，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投机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他们社会交往的重要目标，根据社会资本流动的原理，为了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人们往往会选择比自己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交往，这样整个村落社会交往，就从一个闭合的圆圈，变成了无数条呈放射状的单行线，线的一端在村落里，而另一端早己突破村落范围，通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原来村落社会中呈现圆圈状的社会关系，能够实现一种也理上的平衡感，尤其是在集体参与的仪式或其他活动上，有钱人多出钱，有力者多出九量，又没钱又没力量的，可以出谋划策，正如过去江湖卖艺者常说的那样，＂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这种社会机制下，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往往也会得到救助，整个圆圈大体上会将所有的成员包含在内。呈放射状的直线式社会关系，则将那些缺少社会资本的人放逐了，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难以获得生存必需品，同时也没有了可以获得救助的邻里关系资源，他们中一部分人变成了＂社会动荡因素＂，另一部分人则成继续在极度贫困中挣扎。

然而，即便是在传统的约束力量已经遭受市场化和现代化冲击的相对开放性的村落里，波普金的理论仍然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他选用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来解释小农的行为选择，不免过分强调了经济理性，他虽然部分解释了村落社会中＂搭便车＂、＂囚徒困境＂等现象，但其忽视了在一定条件下，村落杜会仍然会发生集体行动，另外对于耗材买脸、面子、关系等现象仍然无法解释。实际上，无论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也好，还是波普金的＂经济理性＂也好，在华北地区农村社会里农民的具体行动中，都能发现其身影，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这两种理性不仅没有出现抵触，反而很好地混溶在了农民的日常行动之中。

正如杜赞奇所说，＂研究表明，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位的理论都不完全符合华北农民的行为特征，但他们各自强调的不同因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的十分融洽。＂黄宗智在具体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

美国学者米格代尔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的政治行为时，特别注意到农村与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农民的行为和农民的制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所做出的反应。＂＠无疑他的看法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农民行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分析视角，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农民的行为选择大都是在特定的杜会语境与社会制度安排下对某种外来的压力做出的策略性回应。当然，我们分析农民的行为选择时，也不能不看到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必要条件，真正促使村民做出某种行为选择的机制，恐怕还是来自于其个体与家庭的内部生活需要。

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农民所面临的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就在于外部的索要与家户生计的紧张对立关系。在送一问题面前，农民往往会做出两种选择，也或者是两个生存性策略，一个是来自于家庭内部，他们会不断地增加劳动投入以获取不断的收入增长，甚至出现恰亚诺夫意义上的＂自我剥削＂？或黄宗智所谓的＂内卷化＂生产？；或者他们也会采取一种更为消极的办法，即＂勒紧裤腰带＂模式，他们会减少整个家庭的生活预算和开支以期度过难关；另一个策略来自于对外部社会的直接反抗，他们也许会运用＂弱者的武器＂，他们在面对不期而至的额外索取时，会采取不合作、逃走，甚至小范围的轻微暴力。他们有时也会将＂弱者的身份＂变成＂武器＂，采取极端行为以扩大影响，然后借助身份上的＂优势＂博取社会同情，以达到预期效果。

如果我们据此就完全肯定斯料特＂安全第一＂的道义经济学原理，那么我们将有可能错过送样一个事实：如果农民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置换，不再是外部环境对农民进行索取，甚至有可能造成后者生存上的难以为继，而是＂给予＂，那么农民将会在行为选择时采取何种策略呢？如果单纯遵循道义经济学原理，他们在生存需要之外，获取额外收益，应该会选择服从上级政府或组织安排，等待收益的到来。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本文所讲述的姚村村民的故事那样，来自外部＂给予＂（或仅仅是一种口头承诺或预期）并没有让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更好地提高，人们的集体观念也没有得加强，相反，他们在如何获取更多额外＂给予＂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策略。这些策略无不显示出其理性计算，尤其是经济理性的一面。比如，姚村村民听谭村子将要面临＂拆迁＂，而在城镇化语境下，＂拆迂＂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高额补偿＂，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村民纷纷选择扩建或翻建家庭原有住房，一方面可以借机増加土地上附着物面积（按照相关规定，拆迁需要对于地表附着物进行作价赔偿），另一方面即使短时间内得不到拆迁，也可以将多余房屋改造成＂出租房＂以赚取房租收入，这种＂旱薄保收＂的经济行为，就很难说是基于一种生存需要而为，而更明显的突出了其已经充分计算了风险和回报的＂投资＂行为。

（三）村民的算计：日常行动的患义

就村民的具体生活实践来看，实际上，并不应该以是否＂经济＂来判断有无＂理性＂，许多时候，正如本文所展现的那样，农民在选择某种行为时，并不总是首先考虑经济效益，而是建立在对于维系其生活需要的一切社会资源的综合考量么上的，这些社会资源除了物质形式（金钱）以外，还包括社会地位、名誉等声望形式（面子）以及政治形式（权力）等。

从姚村本村村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生计策略选择来看，应该来说，农民的社会行动与选择是具有理性的，不同于现代＂经济人＂的是，农民在为某种选择做判断时，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能够获得额外的收益，而是如何保持既有的资源，以维持个人或家庭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换句话说，农民判断某种选择是否为最优的选择，实际上是以个体或家庭生活水平是否能够维持运行为评判标准。要想更好地理解这种不以经济扩张为基本判断标准的社会行动选择，也许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是可行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产生的用以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体系，法国学者布迪厄在《文化资本与炼金术》中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认为人们所拥有的资本可以分为三类，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特定的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

后来美国学者格当诺维特受到波吉尼的＂嵌入＂理论思想的影响，在研究社会资本时，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的概念，他在研究中着重分析了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林南借鉴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并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就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在其后的一系列著述中，他不断地将这一概念进行完善，最终提出社会资本就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的社会资源，并认为个人或群体行动的基本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具性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一个是表达性行动，主要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资本，并指出，表达性行为是指促进具有相似特征与生活方式的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的社会互动类型。这些行为增强了社会群体的团结与稳定＂。

本文借鉴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立足于其＂嵌入性社会资源＂的概念，认为农民的行动理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送些社会资源的评估。他们的社会行动与生计策略的选择，也正是围绕着如何获取或者维持社会资源而进行的，需要再次提及的是，这些社会资源并不总是表现为物质经济资源，还包括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与政治权力等。如果说获取物质经济资源为经济理性的话，那么为获取社会地位、声望与权力而作出的行动选择则主要表现为社会理性，或者说前者对应的更像是生存理性，而后者表现为生活理性。

本文所强调的理性，是指人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有可供推理的逻辑性，以及行动者对这样的行动有自洽的解释。无论什么情况下，人们做出社会行动都是在一定的理性支配下的，因为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包含着目的和预期，其实实施过程也是被计划或者至少是预判过的。需要提及的是，化会行动的实际结果与预期可能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已经发生的社会行动作为一个既定化会事实所包含的理性。

我在姚村进行田野时，不少村民都强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那么干，还不是为了活着？＂＂活着＂成为一个底线，在送个底线中又生发出其他的诸如如何＂活着＂，如何＂活的＂更好，甚至将＂活着＂抽象化。这里的＂活着＂，我认为或许可化用＂生计＂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和解读。生计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诉求，正如＂活着＂一样，它是一个包含有更丰富社会内涵的词汇，它是弥散于日常生活之中和村落化会结构之中的。无论是过去的贫困年代，还是已经逐渐富裕起来的现代，村民匆忙之间，大都基于＂为生计奔波＂的逻辑。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将生计仅仅看作是吃饭或者穿衣等运样具体的生活来看，胁邻北京的城边村村民早己解决了这样的困扰，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说自己的劳碌是为生计奔波呢？这就说明，人们赋予生计的内涵要远大于我们从字面上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生计是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底线。

换句话说，村民在判断自己行为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符合基于生计理性形成的对自己最有利的预判，而不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后者往往是一种结果性判断，即从行动者的行为事实和结果来判断该行为的利己还是利他的性质。当深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时，我们不难发现，村民的行动既包括了对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的考量，又包括了基于村落生活共同体和传统惯习而带来的道德约束力，亦即道德理性。

在面对来自外部的生存皮力时，正如本文所论述的那样，姚村村民不同身份的群体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利益共同体的非制度性松散组织。当外来政策（比如驱散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时）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时，村民、外来流动人口以及村干部都会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上，做出消极的回应，而这种消极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从彼此之间获得了相应，从而在形式上三者之间形成了默契，彼此成为一种盟友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村落是一种社会组织，它为生活于其中的农民们提供了一切获得生存需要的社会资源的机制。在外人看来，农民的很多行为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稀奇古怪的，但我们一旦进入到村落社会，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施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有意义，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为都是基于生计而做出的生计选择。

比如，村子里总会有一些红白喜事，或者其他的仪式活动。这些活动或者是以集体名义举办，或者是以个体名义举办，形式上都是一种群体行为，这些行为者参与送样的活动，是带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的。对于技一点，我在姚村调查时，深有体会。对于姚村这样的城边村村民来说，城市生活方式的持续渗透，使得这些人的许多生活观念发生了改变，与传统的远离城市的农村不同，这里的人们更强调一些现代社会观念，我访谈的好几个人都提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挺忙的，谁没事来凑这热闹啊＂。送实际上，己经包含了一种观念，即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是为了某种＂事＂，很多时候，送种＂事＂并不能具体化为某一次行为或者举动，而是一种＂社会意义＂。也就是说，村民来参加活动是有目的的，而根据相沿成习的传统来看，送些目的会在这样的场合实现。于是，他们在一个具体事由（比如婚丧嫁娶）引领下，聚到一起实现了相互间的交往与互动，彼此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得以分享。

不过，在城边村，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商品化等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明显地削弱了传统的小农社会结构的纽带，人们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并试图从外界获取更多的嵌入性资源，相对来说，村落社会关系所嵌入的社会资源己大不如从前，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村落里早已消失的集体性活动的传统（约定俗成），使得他们对于村落社会的认同并不以为然，因为从他们的角度看，并不能保证从村落集体活动获取生活需要的社会资源，即使能够获得，也难以满足个体的具体需求了。

无论是从村落社会内部获取资源，还是寻求从外部组织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无论是被动失去土地还是主动离开土地，农民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的理性支配下进行的。只不过，农民的理性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现代商人相比，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时候，农民的理性并不是从教科书上习得的，而是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传统上积累下来的，而且正如学者徐勇所说的那样，＂所谓农民理性，是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仅来自于本人感性经验，还是长期传统的积淀＂。这些积淀正是农民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

（四）总结

农民日常行动和生计策略选择，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而做出判断，单纯的以＂道义经济＂或者＂经济理性＂作为判断标准，将其标签化，可能在实际研究中会遭遇尴尬。郭于华说，＂农民在生存困境的长久煎熬中世代积累传承下来使其家系宗桃绵延不绝的岂只是理性，那应该称为生存的智慧。＂本文十分赞同她所提出的＂生存的智慧＂的说法，而＂生存性智慧＂本来也是本文所特别借助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平衡斯科特＂道义经济学＂与波普金＂经济理性的小农＂之间的过渡地带，但郭认为＂生存的智慧＂是与＂理性＂相对应的，送便有了可以商権的空间。本文认为，＂生存性智慧＂本身也是一种理性，只是这种理性并不总是以市场上的＂投入－产出＂为主要考核标准，也即这种理性并不怠是表现为经济理性，其对于道德和传统的实践，也都贯穿了理性，比如＂随份子＂所反映出来的＂人情＂的投资等。

＂生存性智慧＂作为学术上的分析视角，最早大概是邓正来提出的。他将这个概念用于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读，并将之视为一种可行的路径。他将＂生存性智慧＂解释为＂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他提出生存性智慧实际上是与迈克尔？波兰尼、哈耶克等提化的＂实践知识＂或＂默会知识＂进行对话，并认为此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否弃那种唯＇知识导向＇的研究，并将开启＇智慧导向＇的智性探究＂。从叙述话语讨论来看，送种提法也许对于既有理论是一种推进，但将此概念用于解释或解读农民具体行为时，本文认为＂生存性智慧＂与＂默会知识＂之间并没有明显分野。如果一定要做区分的话，也许村民选择一些看起来并不总是奏效或者并不是效果最优的策略时，选择运用看起来更为中性的＂默会知识＂这个概念更为恰切一些，所以在行文过程中，本文有时仍然会使用＂默会知识＂这种说法，但总体而言，本文还是倾向于选择运用＂生存性智慧＂来解读村民的行为选择与言语表达背后的经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