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体育运动实用理性价值取向的选择大约出现在民初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用理性的概念由李泽厚先生提出，他说:“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纯粹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它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先秦、法、墨、道诸主要学派中”。从此番论述可以看出，实用理性由来已久，是一种关注当下，保证生存，积极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文化，民国初期实用理性思想的出现与当时的环境密不可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战争的一败再败，使国人感受到了亘古未有的生存危机，尤其在李大钊等人眼中，国家更有一触即溃之势:“蒙藏离异，外敌伺隙，领土削整，立召瓜分，边患一也;军兴以来，广征厚募，集易难解，铜精周措，兵忧二也;雀罗鼠倔，财源既竭，外债危险，废食咽以，财困三也”。与日俱迫的生存危机激发了国人的空前救亡意识，在急切需求救亡之路的国人眼中，那种切实有用之方往往容易捕获人们心理，国人的实用之心也日益获得强化。就教育而论，国人也适时的强调教育的实用性以切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此，黄炎培最乐道之:“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析言之，即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应用;而所谓智育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体育者求便于应用”的表述非常契合时人心理，当“应用”成为衡量体育的价值标准时，也预示着搭载西方“坚船炮利”而来的课外体育运动并没有展现其在教会学校中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功能，政治与社会环境等外部力量成为左右其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时人也多视课外体育运动为西人之所以身强体壮，国家强盛的基础，进而迸发出强烈的学习欲望。为此，课外体育运动一开始便浓缩着时人对救亡图存的期许，不得不承担相应的实用性功能。这点从其时教育部颁布的课外体育运动专属文件及时人的论述便可看出端倪。    

1915年教育部颁布的《各省各区请伤各学校注重体育组织课外运动部》，规定:“查体育一端，为智识道德之根本，锐敏之脑力，活泼之精神，兴事立功之资，捍国卫家之选……欧美各国学校教育于体操正课外皆力行课外运动，故其国民体格魁硕，精神充足，以之构思，则多所发明，以之应事，则易于奏效”。除了政府颁布相应文件外，时人也对课外体育运动多有论述。如，顾树森论述道:“体操课之外，当提倡练习，设重重方法，增进儿童之运动量，使养成勇敢不惧之毅力，以为将来办事之基础，又注意于养护之方法，以防其流弊，而后体育上方能收完全效果，于实用甚为有益”“以之应事，则易于奏效”“养成勇敢不惧之毅力，以为将来办事之基础”“于实用甚为有益”的论述别具深意，意味着该时期的课外体育运动已经超越以愉悦身心为基础的发展逻辑和价值归依，更多承载得是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任务。当课外体育运动被置于在这样的语境讨论时，课外体育运动就注定将被生存至上的价值诉求所宰制，那种对救国最切实用，最有效率的内容则最容易被人接受，课外体育运动的开展与组织必须将国家生存能力的培养置于要津之位，而对于个性与个人的发展则将居于次要地位或毫无留情的舍弃，因为，对彼时环境而言生存就是最高原则，任何原则均无法与生存原则相提并论。正是建立在生存至上这一实用理性价值取向上，课外体育运动往往注重学生军事技能的培养，这也导致武术、技击等内容大行其道。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堂就在1915年要求“强迫参加课外运动，学生在课外活动时间必须参加技击、童子军、乐队三项活动之一项”浙江永康县立中学的课外体育运动是“练习普通兵式之技能”;北京大学“专门聘请武技师教练各种拳术、柔术，以资锻炼其筋骨”。一言蔽之，国家生存危机促使了其时课外体育运动选择实用理性的价值取向，这也使得课外体育运动原有的愉悦身心与陶冶情之义被国家至上的生存原则所遮蔽，国人希望在短时内求得生存与发展，对具有武术与技击等具有强烈军事实效性的运动项目选择体现了时人顽强拼搏、急切救国的心态和的精神。随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和高涨，“民主”与“科学”大鼻传布全国，在启迪民众智慧、激扬理性和追求个性的同时，课外体育运动实用理性的价值取向也日渐式微，体现理性精神的价值取向则乘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