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陶瓷文化构成中，工匠意识与行为表现，主要体现在以陶瓷为物质媒介的造物中。工匠百折不挠地追求造物的完美，既是造物的一般思维及行为方式，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朴素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甚至指导着陶瓷生产实践。

1 陶瓷造物伊始，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古人便无意识地引入了数字因素，并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制陶出现以前，古人利用单纯一种物质造物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例如，木器、石器及其他植物的造物等。制陶活动伊始，便利用钻土、水及火等进行造物活动。人类逐渐突破了简单的孤立的  “一”，由“一”逐渐推进到“二”、“三”物，乃至“万”物。

2 随着陶瓷生产的发展，陶瓷生产中对于数量变化的这种无意识状态逐渐转化成有意为之的状态。    

在陶瓷生产过程中，材料逐渐丰富的同时，烧成温度也逐渐提高，从露天烧成到封窑烧成，再到横穴窑、竖穴窑，直至龙窑的出现，窑炉在结构、大小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窑温，为陶瓷制品的烧成做技术的准备。与以前封窑相比，商周时期出现了由窑室、火膛、火门、窑算等“四”部分组成的窑炉，这种在数量上细化窑炉的做法，直接影响陶器的烧成，进而提高陶器的质量。古代陶工为了某种生产目的，总是在数量上或增加，或减少烧陶窑炉的尺寸，旨在达到预想的生产目的。为了增加烧成温度，陶工有意识地将“火膛加高可以多容纳采草以增加火力，而算孔虽有所减少，但算孔径加大了，可以使火膛的强大火力集中进入窑室，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

3 数量多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陶瓷制作的质量，直接决定着陶瓷生产工艺的变革，甚至影响到生产总量。    

战国、秦汉时期，烧制陶瓷的窑炉逐渐变化成  “龙窑”，龙窑的显著特点是装烧量较大，产量高。另外，龙窑的较长、较大的窑室可以提供稳定的窑温，这是保证烧制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    

此外，人们有意识地细化生产的工艺流程，分为采矿、材料配制及制作、陶瓷产品成型、施釉与装饰、干燥及烧成等。实践表明，陶瓷生产工艺过程在数量上的划分及其有效衔接，直接影响到陶瓷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而言，工艺划分越细，陶瓷制品的产量和质量越有保障。由此可见，一方面，陶瓷数理因素受到陶瓷生产实践的制约;另一方面，陶瓷数理方法论又直接指导着陶瓷生产实践。生产环节的增多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反之成本相对降低。例如，在青花瓷制作中，坯体分水与绘制，既可以分成两个环节，又可以合并为一个环节，这种分合需要根据产量需要来决定，量大时可以一分为二，反之，便可以合二为一。

4 数字体系贯穿于陶瓷生产全过程，使陶瓷生产、经营管理及产品销售和消费等得以更加理性地展开。    

从传统陶瓷文化看来，陶瓷数理方法论，既包括矿产、材料、各种材料的工艺制作及其性能、造型技术、装饰及烧成等，又包括陶瓷生产的管理、产品经销、消费等，综合形成了一个以数理为基准的创造方式及方法，对于陶瓷文化创意具有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指导作用。例如，陶瓷产品受各种物质的量规定，产量的多少由材料量的多少、劳动量投入的多少、决定;市场需要量决定着生产产品的量，销量多少又决定生产产品的量。因此，数理贯穿了陶瓷生产与消费的始终。    

总之，随着陶瓷生产实践的不断深入及其经验的日积月累，中国传统陶瓷生产最终形成了对于数字所代表的陶瓷工艺的认识、利用，直至成为一整套以数理为基础的工艺理论一一不论它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总是规划了陶瓷及其文化发展的工艺基础，或者说，它以传统陶瓷制作及其文化运作的基本方法论存在，并在真正意义上指导着陶瓷生产及其文化运作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