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槽粮定例匕月开仓，九月征完，之后又分三限交纳，每个月为一个期限，十二月三十日为第三限的截止日期。每超过一限，民众就会多缴纳滞纳的银钱。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一样，庄稼播种和收获时节也不一样，因此导致有些地方稻谷成熟时间和交纳槽粮的时间不能一致。百姓遇上水旱灾害交纳槽粮就十分困难。官府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催逼民众，民不堪负，因此闹槽经常发生。    

既然民众要看天吃饭，时节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民众对时间的记忆在《钟九闹槽》中十分值得注意。长诗中的时间既起到了提示顺序记叙事件的作用，也说明了民众与官府交涉乃至对抗的周期性规律。“年逢丙申腊月中，官玺刑铭印未封。”“尊声叔父不当时，年里不能往上司，大小官员都封印，何必急在此一时。”“五月端阳大节至，太和叔侄转回归。”“戊戌年来好寒天—立夏小满好栽田。”川二32通过时间线索完整记叙了金太和第一次“被打—上诉—被关押”，也暗示了事件发展进程与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委员十月到崇阳，县主出示就开仓。”“时逢九月是重阳，折爷又要立粮房。

明确说明了每年交纳槽粮的时间是在九月。遇到官员调动交接时间在九月的，交接一旦完成，就会马上出告示征收槽粮。作为民间叙事长诗在叙事过程中能有如此清晰而准确的时间概念实在是不容易的，可见此一事件在崇阳影响之大，民众对此一事件记忆之深。    

花户还是教匪    

清朝从康熙中叶起，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各种秘密社会在前朝的基础上重新萌芽。这种秘密社会和民间结社关系千丝万缕，他不仅是民间互助组织也是民间反抗政府的秘密组织。雍正年间，邪教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制造事端，对当时的社会稳定和清政府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有名的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造反正是道光皇帝(当时的皇次子曼宁)在紫禁城亲自与教徒交战并将紫禁城之乱平定的。    

清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和措施。清朝刑律规定“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者，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吕}7,iti7乾隆年后规定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的行为比照谋反大逆及谋叛定罪，可见清政府对邪教组织的活动是非常痛恨的。“也是太爷命该死，一言说出吐真情，本县详了教匪文”《钟九闹槽》中县官师长治以“教匪”闹事的理由请兵来崇阳平息闹槽事件而被杀。之后多处官军都以“教匪”称呼闹槽的民众。“总督抚院大不同，忙了修本奏朝廷。崇阳杀官起教匪，霸占两县动刀兵，一丸之地要扫平。”

花户还是教匪，这在清政府是对这次事件的政治定性，而在崇阳民众心理还有一个情感接受问题。合理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上的叛乱，交纳槽粮的民众变成了教匪，这在当地人心中是难以接受的。因此长诗以悲愤冤屈的心情对官吏杀害钟九等人的行为进行痛骂，痛斥他们是“禽兽人”;对钟人杰等为减轻花户钱粮负担的勇于牺牲自我的行为进行了歌颂。    

香吏的角色    

提起崇阳的青吏可谓史册有名，成语“水滴石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情形在道光年间并未好转，崇阳青吏的言语恶行在《钟九闹槽》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他们贪得无厌“外嚼乡民内骗官，明又讹诈暗又完。”征收粮晌时“斗米讹诈要几斗，分晌勒索要几份。”对待花户他们是“东扯西夺不放手，乱打拳头抛脚尖”。金太和为花户说几句公道话，青吏则言语猖狂，骂金太和是“恶痞子”“老猿猴”“痞棍’刁民”，在衙门里青吏们“三班六房一吃喝，好似阴鬼见阎罗。”整个长诗中青吏们欺瞒官长、诬陷良民、鱼肉百姓，他们是激起民变的直接罪魁祸首。    

青吏们何以如此?清朝的朝廷规定州县官不许在本省任职，为防止询私，也不许在离其家五百里内的邻省任职，因此州县官任职时既不熟悉地方实情，也不懂当地方言，沟通信息需要当地人翻译。州县官主要靠当地的青吏来帮助办理政务。清代官员调动频繁，因此出现官动差不动，官转差不转的情况。钟九闹槽事件时间跨度六年，崇阳四易县主，因此青吏比官员更了解情况。官吏必须依靠青吏才能办事。长诗中的县主对青吏难得糊涂，听之任之。对闹出责任事故的青吏，官员也只是口头责骂，并无实际惩罚。“一众粮房出牢门，回家之事不行情。改个名字归原役，更比往年不相同。长诗中的金春华、王大、余老五、乌肠四、陈绍男等被省府处罚后，回到崇阳改个名字就能继续在县衙办差，而且盘剥百姓更凶狠。清朝特别是中期以后始终未能解决官员与青吏的相互依靠相互斗争的情况。真正如清代郭篙熹所言“本朝与青吏共天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