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影响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历史过程产生了诸多关联影响，以下仅就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影响作简要论述。

(一)政治影响

政治方面，最主要的影响是直接推动了清朝大一统事业的进一步完成。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清朝对喀尔喀蒙古实行了直接统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历史过程也是清朝对喀尔喀蒙古实现直接统治的过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九月，南入清朝境内避难的喀尔喀部众在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等人率领下决定归附清朝。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清廷决定“今喀尔喀汗等率众来降，应令四十九旗与之会同大阅”定期当年七月举行，后由于噶尔丹入界、清准交锋而延后。三十年(1691年)四月，康熙帝亲出塞外多伦诺尔地方主持内外蒙古会盟，申明喀尔喀土谢图汗之罪，力促喀尔喀内部相互和解。更重要的是，清廷对喀尔

喀蒙古“编审旗分，安辑其众于喀伦境内。惟留汗号，其诺颜、济农等授王、贝勒、贝子、公、台吉有差，令与内札萨克同列”2。多伦会盟是喀尔喀蒙古正式归入清朝版图的标志，自此它与漠南诸蒙古一同作为清朝的外藩，也成为清朝坚固的北方门户，担负着“防备朔方”的历史重任。

多伦会盟后，喀尔喀蒙古作为新附臣民在清朝对噶尔丹的军事战争中积极从征效力，获得康熙帝肯定和褒奖。昭莫多大捷后，康熙帝对喀尔喀蒙古赞许道:“联先以喀伦之内视为一家，今将土喇、克鲁伦以内皆欲合为一家矣。噶尔丹败亡后，“喀尔喀诸部并归旧牧”斗，清朝正式掌控了喀尔喀全境。

对于清朝收服喀尔喀一事不应认为是统治者仓促决策或临时起意，康熙帝曾对此事做过专门回顾，他提到对喀尔喀“其时若不允其内附、恩养得所，必皆沦入于厄鲁特，则尔时噶尔丹之势力不言可知矣;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构难。凡此情事，皆经熟筹。受纳喀尔喀，非漫然而为之也”康熙帝口中所谓的熟筹就是能否借机实现自皇太极以来清三代统治者收统喀尔喀的长远政治规划。

康熙帝通过对噶尔丹的亲征，既粉碎了噶尔丹威肋、清朝统治利益的建立“大蒙古国”的计划，更由此取得与噶尔丹争夺喀尔喀的胜利，是清朝在中原一统后进一步向北、向西开拓疆土的重要一步。

其二，清朝对青海、西藏地区的影响和渗透进一步增强。康熙帝在亲征中为了进一步切断噶尔丹与青海、西藏等方面的联系疏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阻遏青、藏与噶尔丹联通渠道的同时，加强与此两者间的关系。

随着亲征的结束，青海地方己被间接纳入清朝统治之下。青海蒙古首领由对西藏达赖喇嘛系统一边倒的状态逐渐转向在达赖系统和清朝政府之间寻找平衡点，其后又愈发倒向清朝一边，至雍正时平定罗卜藏之乱，青海被完全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

与青海关系密切的西藏方面，至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五世达赖己圆寂多年，第巴桑结嘉措秉承达赖喇嘛遗训秘不发丧，假达赖之名执掌西藏，并被清朝授予“法王”之号，成为西藏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前，在共同利益的决定下，以五世达赖和第巴为首的西藏达赖喇嘛系统“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给予噶尔丹大力支持，使得噶尔丹“开始了统一喀尔喀与卫拉特蒙古的行动”‘，并在其后敢于与清朝正面对抗，甚至一度产生灭亡清朝的计划。而康熙三十五年后，由于五世达赖圆寂的事实败露，清朝方面不断施压，加之噶尔丹与清朝势力间的此消彼长，继续支持噶尔丹并与之合作己不符合西藏方面自身的核心利益，西藏方面与噶尔丹之间一度紧密的关系因之渐趋破裂，而清朝对西藏的控制力度则不断加强，二者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其三，清朝建立了与哈密地区的联系，并以哈密为起点逐步打开经营西域的新局面。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秋，即噶尔丹败走昭莫多后不久，哈密地方首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遣使投清。哈密近于清朝西部边界嘉峪关，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是噶尔丹后方供应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且额贝都拉当时在哈密己具地方首领的身份，其决定率众投归清朝意义非轻。因此，清廷对额贝都拉予以赏赐，额贝都拉亦表示愿协助清朝擒剿噶尔丹以证其诚。其后，额贝都拉派儿子于哈密擒获噶尔丹之子塞布腾巴儿珠尔，将之献于清廷。后又陆续擒解准噶尔方面达什尔、鄂木克图哈什哈等人。额贝都拉因实力效忠清朝，在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后封其为哈密一等部长，在哈密设旗置佐，给予囊印。自此，额贝都拉家族开始作为哈密的封建领主在当地进行长达二百余年“土司制”的统治，在新疆历史上影响深远。从政治角度看，哈密投入清朝统治，对清朝日后统一新疆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二)军事影响

在军事上，通过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使得噶尔丹东并喀尔喀的战略扩张计划破产。至噶尔丹败亡，清朝直接控制了广阔的喀尔喀地区，所谓“自阿尔泰山以东皆隶版图，拓喀尔喀西境千余里”‘。如此一来，原为噶尔丹所占据之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地方则都为清朝所有。自康熙末年开始，特别在雍正时期，为保证与准噶尔作战中的北路防线，清廷陆续在喀尔喀地区修建北路城池，如科布多城、乌兰古木城、乌里雅苏台城、鄂尔坤城等。这些城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清朝在北路的巨大兵营，“是军队的后勤供应基地”2，因而在清朝对准噶尔的后期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成为清军在北路的战略地带。

西路方面，随着对额贝都拉投清，“使清朝的势力得以越过关西，到达哈密”，并且不久之后，“即己有部分清军进驻哈密”。在康熙末年清廷再次对准用兵的过程中，哈密、巴尔库尔(即今巴里坤)一带地方就己开始成为清军在西路的战略要地。

综合以上两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军事方面所产生的最主要影响是准噶尔与清朝双方在战后各自战略地带上的此消彼长，直接影响到此后双方战事的发展。准噶尔失去了科布多、哈密等后方大本营和战略要地，而这些要地和大本营恰被清朝所得，并加以提升、改造，用于对准防御及进攻。对此，民国学者曾问吾总结道:“(清朝一笔者注)又北得科布多，西得哈密，为后来两路夹攻准部之根据地。

此外，康熙帝通过对噶尔丹的亲征活动，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且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素质过硬的军事干才，为清朝日后的对准用兵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经济影响

经济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首先，积极影响方面，随着战后国家日趋恢复和平安定，清政府的工作重心由战时集中对敌转向对吏治民生的改善加强，由此国内社会经济开始呈现出恢复发展的积极景象。

另一方面，康熙帝面对亲征期间几次运粮转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塞外运粮最难”的事实。为此，康熙帝对在军事实践中的运粮效果并不十分满意，他对于战时粮铜的接济方式开始进行新的思考和尝试。康熙末年，清准间战事又起，康熙帝也由此在北路和西路推行屯田‘。清朝在接近战略前线的北路和西路分别进行屯田，屯田所收获的粮食一定程度地补充驻军所需，从而减少远程转输之费。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康熙帝在实践中决策实行的前沿要地驻军屯田，不论对清朝后来的地域经济发展或是军事防御和进攻能力的整体提升等方面均具有深远影响。

其次，康熙帝耗时八年的亲征给清朝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一定消极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战争中消耗的大量军费，对于国家财政、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和阻碍。据学者陈锋所作对康熙帝八年亲征期间所耗费军费银两的大致估算，出征费用与备边费用合计，“总支出可能达一千数百万两”。如此浩大的军费支出，无论战争进行的最终结果如何，其对国家财政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在一定时期内都将是得不偿失。

二、历史意义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活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它维护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格局，并推动了我国国土疆域的最终奠定。具体又可分作几点理解:

其一，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客观上维护了当时国家相对统一的局面。康熙帝决心坚持亲征使得噶尔丹欲将蒙古各部从中国进行分离并与康熙帝分治南北的政治图谋未能实现，不但有效防止了国家分裂，并且达到了维稳安边的目的和效果，同时通过亲征行动加强了与边地蒙古等各民族间的情感联络，巩固和促进了国家内部团结。

其二，其亲征活动也促成了国家大一统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虽然当时的清朝在入关半个世纪后己基本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平定事业，并且收复台湾、将台湾重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但其对西、北边疆大片地区(包括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天山南北等)仍未能完全实现统一。然而伴随着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行动，西、北边疆部分地区或直接归于清政府统治之下，如喀尔喀蒙古、“新疆门户”哈密等;或由清政府间接加强控制、逐步实现统一，如青海、西藏等。特别是清、准间七十年的战争，即以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为开端，历经三朝，终于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此外，康熙帝对噶尔丹亲征活动期间，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启特蒙古也不断加强与清政府间的往来，对其后土尔启特各部相继回归祖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清乾隆中期，我国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最终奠定形成。

其三，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力阻遏了北方强邻俄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侵略蚕食，进而捍卫了边疆安定安全。此后，在一个多世纪里我国北疆安全基本得到实现和保障。

最后，在肯定康熙帝亲征正面意义的同时，不应忘记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因为战争中的人们永远无法避免和消除其带给自身的灾难和苦痛。而那些在战争中无辜的死难者更不该成为胜利者伟大战绩书写中的无名注脚。

结语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是十七世纪末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重要影响。对康熙帝亲征活动的认识，传统观点过度聚焦于康熙帝亲征具体次数的认定或是对亲征活动中两场著名战役的研究。本文认为可把对康熙帝亲征认识的角度放得更开阔些，它是一个前后持续了八年的清、准间对抗斗争的历史过程，是清代中国大一统事业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因此，不应割裂这个历史过程的完整性，不然或将陷入以管窥豹的研究困境。

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外在背景和内在动因的考察、探究，对于更深入地认识这场由康熙帝和噶尔丹分别领导的清、准战争大有裨益，因而是很有必要的。康熙帝亲征的外在背景包括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准噶尔的军事动作。准噶尔东征喀尔喀及其后南下进入清朝界内等军事行动，从根本上触及了康熙帝所领导的清帝国的核心权益，因此双方的战争是无可避免的。恰恰在噶尔丹与清朝矛盾日趋尖锐化的同时，清政府己基本完成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内地统一战争，并且与俄国签订了解决边界争端等问题的《尼布楚条约》，使其有更集中的力量来处理噶尔丹问题。此外，喀尔喀蒙古的举众内附等因素，同样推动了清、准战争的爆发，是康熙帝发动亲征行动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之一。

康熙帝对噶尔丹为期八年的亲征行动，其促成因素不单是复杂的外在背景，诸多内在动因则更进一步促使康熙帝决意亲征。康熙帝所秉承的国家“大一统”政治理念、其满洲民族的尚武传统和代代相传的英武精神、其自身所具备的多重优势以及出于他对廷臣极力阻挠的逆反心理和对京师大本营的顾虑无多，这些看似细微的内在因素都对康熙帝进行亲征起到不同程度的助推作用。在外因与内因的交织作用下、在清准各自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中，双方间的战争一发难收。

八旗兵与绿营兵是贯穿清朝近三百年统治的两大基本军事支柱，特别在清代前期的王朝统一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康熙帝亲征的历史过程着眼，探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八旗和绿营兵各自的参与和表现，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通过探究、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康熙帝亲征过程中、在国家的征调下，积极参与其中，并在战事里都有所重要表现。特别是，在康熙帝亲征中的决定性战役一一昭莫多之战中，以孙思克为代表的河西绿营官兵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尤其不可忽视。总地来看，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共同参与和相互间的密切配合，造就了这场战争的胜局。

此外，通过对战争中八旗、绿营领兵将官的选任进行分析，进而一定程度地了解到康熙帝选帅用将中所表现出的重用得力干才、平衡旗汉将官、偏爱皇族、贵戚和勋臣群体及借重陕甘绿营力量等基本思路。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行动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实际效果，是在这一研究中不能绕开的问题。对此，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探析，认为康熙帝亲征的实际效果包括对战事发展的直接影响，即军事效果，还应包括其在稳定边地、巡察沿边民生、检视文武官吏等方面的效果。

关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主要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思考题。首先，在主要影响方面，又可从三个角度去分析:从政治的角度看，它进一步推动了清朝大一统事业的进行和完成;从军事的角度看，它开启了清朝对准七十年战争的序幕，奠定了清朝最终统一准噶尔的基础;从经济的角度看，既有积极一面，促进了边疆地区屯田经济的产生、发展，而巨额的军费支出也给国计民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在客观上促进和维护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是值得肯定的。此后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清中央在蒙、藏、疆等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务实的治理办法，“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而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为今天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肯定康熙帝亲征的积极历史意义的同时，不应忽视战争对于民族、社会、国家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作为后世研究者，我们不能以今时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但历史或将证明，康熙帝和噶尔丹坚持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处理方式并不高明。因此，我们从对这段历史的探究中，应该学习康熙皇帝坚决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决心和立场，但其以牺牲人民为代价的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不足采取。

此外，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过程中，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清代统治者所倡导的满蒙联盟关系得到了深化、加强。清政府不但将喀尔喀蒙古收归统辖，并且充分地调动内、外扎萨克蒙古的力量，与八旗、绿营军协同参与到清中央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加大了对准战争的胜利面。战后通过封赏、晋爵等一系列奖励方式，进一步加强笼络各蒙古贵族，使满蒙联盟关系在实践中更加强固。自此，在长达二百年时间里，内外蒙古共同作为国家坚固的“北部长城”发挥着守护边疆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安定与安全。

当然，除去以上本文涉及的几方面问题和满蒙关系问题之外，围绕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这一历史过程可供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在清朝处理噶尔丹问题中对商南多尔济等藏传佛教僧人的派任遣用及其影响、噶尔丹势力为何在昭莫多败后迅速崩解、噶尔丹覆灭后准噶尔在策妄阿拉布坦手中为何能迅速地再度崛起、准噶尔为何成为蒙古诸部族中最后的“游牧帝国”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限于个人学识、能力等各方面条件，本文未能对这些问题再作探讨，留待更多学者们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通过本文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相关部分问题的探究，希望能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所助益。同时，作为后人应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努力建设和维护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