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取得对准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亲征过程中对八旗和绿营将官的任用得人。康熙帝所任用将官群体看似是由许多不同的将官个体组成，而其群体凝结形成的背后是群体中不同将官身上所呈现出的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就透露出康熙帝的用将标准。因此，通过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八旗与绿营将官的任用进行初步探究分析，可以对其用将特点得出一些认识。

经研究分析，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用将特点，大体可归结为五点，现分别论述于下。

（一）所任将官多为久经战阵，且建有卓越军功

这一特点在振武将军、甘肃提督孙思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孙思克(1628-1700，字草臣，汉军正白旗人，初为王府护卫出身。顺治八年(1651年)起，孙思克开始于八旗内任职，管理佐领事务。其后，又参理刑部事务，升任八旗参领。然其真正投入戎行，则始于顺治后期参与到清廷对云贵等地的征伐。孙思克虽初入戎行，但身临战阵却表现不凡，“凡临敌辄以身先人，遇有艰险首请愿往”‘。康熙二年(1663年)，孙思克出任甘肃总兵官，由此此开始了其经营甘肃绿营事业四十年戎马生涯。

康熙初年，甘肃边外部分厄鲁特蒙古游牧于清朝界内大草滩一带，清朝抚慰无效，孙思克与甘肃提督张勇上疏主张用兵被朝廷否决，二人因之“自扁都口西水关起，至嘉峪关止”沿途修筑边墙。此外，孙思克还“遍视南山诸险隘，分兵固御”，加强边界防御。这些孙思克主持下的固边措施，在当时起到重要作用。

在之后清廷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孙思克更是建有重要功绩。康熙十三年(1674年)冬，提督王辅臣兵叛，一时间临挑、巩昌、兰州等地接连或叛或陷，陕甘形势一度危急。孙思克先后领导和参与了对靖远、秦州、礼县、清水、伏羌、巩昌等州县的收复行动。特别是他在收复平凉的过程中，近九个月内屡败叛军，“其间或断绝粮道，或捕拿奸细，或攻克贼寨，或生擒贼首，或分路扑剿，或堵截应援”，接连取得对敌胜利。十五年(1676年)五月，孙思克配合将军图海在平凉城北虎山墩重挫叛军，王辅臣兵败请降。至此，三藩之乱中动荡的西北局势渐趋平复。在虎山墩一役中孙思克右臂遭受重创，致成终身伤残。当年，孙思克因

在参与平叛三藩战争的同时，孙思克还先后率兵平复了边地厄鲁特墨尔根台吉、高台黄番等入边侵扰活动，并与提督张勇受命防御噶尔丹有可能的犯边活动。此外，孙思克在平定三藩末期被调回凉州，后移驻庄浪，其间平息了庆阳耿飞、达尔嘉济农等为首的倡乱活动。

可见，孙思克在平三藩数年间久历战阵，提高了自身的军事作战实力，并建立了赫赫战功，也奠定了其作为康熙一朝西北宿将元勋的地位。

二十二年(1683年)，孙思克以先前上疏奏请缓师攻取四川被议罪，革去提督并所授世职，留任总兵官。次年五月，因甘肃提督张勇病故，兵部请旨补缺，康熙帝以孙思克“为人既优，又有效力之处，且现在甘肃”斗，命其接任。自此直至康熙三十九年孙思克病故，其在甘肃提督任上供职达十六年。

三十二年(1693年)春，清廷命内大臣郎岱率部分京师禁旅八旗兵前往宁夏，命孙思克为参赞，会同驻防以探噶尔丹声息。次年，康熙帝复命西安将军博雾备发满洲八旗兵，与暂驻于宁夏的将军郎坦所部兵，一旦有噶尔丹消息，即带往孙思克处会商而行。孙思克不但在康熙帝亲征休战期间积极配合清廷在边地对噶尔丹的防御工作，并且主动捐造火器军备，“首捐傣银，助造子母炮五十门”，又鼓励其“标下众官助造三十门”，如此举动可谓难得。

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帝决策于次年春发动对噶尔丹的军事打击行动，规划东、中、西三路出兵，其中西路军命孙思克率领甘肃绿营兵会同西安将军博雾所率八旗兵合为一路自宁夏出边。时年己68岁的孙思克不畏年老、不惧敌强，表达出“纵马革裹尸，老臣死且不朽”的从征决心。

在康熙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里，孙思克率领河西绿营兵在西路军中发挥了中流砒柱的作用。西路军进抵昭莫多地方，孙思克传令所属绿营军士:“当乘机扑杀，一战成功，有退缩者，法无赦!”6战斗中，双方于山丘上展开激战，孙思克率部居中迎敌、直当兵锋，全军奋力作战，才最终赢得清军昭莫多一役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孙思克在康熙帝亲征期间所任众位领兵将官中年纪最长，而其所率宁夏军在清朝对敌噶尔丹的过程中却立功最巨。为此，康熙帝在回京后随召孙思克等赴京面见，重加颁赏，予以极高礼遇。

此外，在昭莫多战后康熙帝的亲征行动中，孙思克仍旧担负重要任务。三十五年(1696年)十月，清廷派阿南达、巴图尔济农等率兵驻扎肃州，探听噶尔丹余部消息，以便相机剿灭。同时，分命孙思克、博雾各自率兵往肃州与阿南达会合，共同探听备剿噶尔丹。

三十七年(1698年)清廷追叙昭莫多战功，加赠孙思克以拖沙喇哈番。三十八年(1699年)春，孙思克再以衰老请辞，复获康熙帝慰留，可见孙思克对于当时清朝西北边疆事业的重要性。次年二月，孙思克故于任上，终年73岁。清廷追赠其太子太保，晋封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综上可见，作为西路军主帅之一的孙思克确是一生戎马、战功显赫。而参与亲征的各路领兵将官中，不惟孙思克如此，三十五年春统领东路军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西路军总统帅费扬古以及从征的绿营各路总兵官如殷化行、潘育龙、马进良等都久经战阵磨砺，并且建有不同程度的军功，因而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任，得以在进征噶尔丹的战争中续建新功。

（二）所任将官多为智勇双全，而且治军有方

康熙帝所任用的将官们不但是身经百战、作战能力超群，并且多有过人的行军智谋，善于治军。在其亲征中所任诸将官里，智勇双全且治军有方的典型代表，则当属费扬古、殷化行和孙思克。

费扬古(1645-1701)，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三年(1674年)，费扬古随安亲王岳乐出军征伐吴三桂，并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初建军功。十八年(1679年)，以功升任领侍卫内大臣，并兼管八旗火器营事务。

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阑入清朝边界，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为主力军出击，费扬古随即受命“往科尔沁调兵随征，参赞军事”，后往会福全军，参与乌兰布通作战。

三十二年(1693年)授为安北将军，戍守归化城重镇。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费扬古将噶尔丹所派佯装入贡、实为窥探清朝实情的使团截阻于归化城，上报清廷。该使团后被清朝一方训责遣返。通过此事，即可看出费扬古非但有勇，更具智谋。同年七月，因噶尔丹有警，费扬古率兵往御。后以无事，仍还驻归化城防御。

昭莫多大捷后，费扬古先后受命驻防于科图、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及喀拉木伦等地。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康熙帝复为率兵出边，一为部署围剿噶尔丹，一为招抚厄鲁特降人。十一月，行途中的康熙帝召费扬古至行在商议军机，大为褒奖。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帝出边亲赴宁夏督剿。此次出征，再次安排费扬古统兵自归化城出军，由南向北往郭多里巴尔哈孙方向进剿噶尔丹，并沿途收集降人。其后费扬古于行军途中得到噶尔丹病亡的消息，又奉命率兵往巴雅恩都尔地方搜寻丹济拉。六月，费扬古行至察罕诺尔地方染病不能前行，康熙帝遂命返京休养。及还京，加封费扬古一等公爵。四十年(1701年)七月，费扬古于随从康熙帝出塞途中发病，不久去世。

费扬古在统兵进征噶尔丹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智与勇，诚然符合康熙帝于出征前对他的叮嘱。“勿谓自知而不纳众论，勿当事会而致失机宜，勿恃兵强而轻视逆寇”斗，这三点费扬古都真正做到了记于心、化于行。

此外，费扬古还特别善于治军，简举两例说明。其一，费扬古在军中坚持以身作则，据载:“公在军中与士卒同甘苦。坐帐下，事无大小，皆亲决之。”‘其二，对于军士中犯有过错者，费扬古并不一概军法处置，而是善于小惩大诫，激励有过士兵戴罪立功。

费扬古善于治军还与其谦逊的性格和良好的涵养有关。费扬古虽久历戎行并建有功绩，但其为人从不张扬，平素“待人以和，无疾言速色”，且“好在上前自言短”。故而，于昭莫多战后非但不以功自居，反而自陈罪想。

综合费扬古的智勇双全与为人谦和、善于治军等表现，其所赢得康熙帝“累年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的至高赞誉并不为过。

殷化行(1644-1710)，字熙如，陕西咸阳人。初欲从文出仕，后弃文从武。康熙八年(1669年)考取武进士，担任宫廷汉侍卫。康熙十三年(1674年)，殷化行转任绿营守备，随从经略莫洛征伐吴三桂，自此在清廷平定三藩之乱中立下战功，累升为直隶三屯营副将。因三屯营距京师未远，康熙帝在东巡经至三屯营时，殷化行曾启从随围，且“召对称旨”，康熙帝因而“大器重之”。

二十六年(1687年)，殷化行升任台湾总兵官。三十年(1691年)，再转任襄阳总兵官。在两方总兵官任内，殷化行均表现出较强的治理军政的能力，更加得到清廷的倚重。三十二年(1693年)，殷化行调任登州总兵官，未及就任，康熙帝以宁夏总兵官“职任最为紧要”，命殷化行调补，并“着速驰骚赴任”。事实上，康熙帝之所以如此急于令殷化行速赴宁夏就任，正是其酝酿对准用兵过程中深谋远虑的体现，即如潘来所言“盖上将有事西边，以公材可重任，故特用公也”。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殷化行的治军之才，而他随孙思克率领河西绿营兵于昭莫多之战居中迎敌，并率军追击噶尔丹残部三十余里，斩获颇多，又于次年率兵随将军马思喀出塞围剿，故其英勇之处无需赘述。

殷化行不仅英勇能战、治军有术，而且具有为将者统筹战局、制定战术的非凡智略。早在康熙三十四年冬于庄浪进行的西路军战前研讨会上，他系统提出了包括向导、兵马、粮草、兵铜、调遣、用将等关于进兵的八条方略，经会议陈奏清廷，大部分得到采纳。另外，清廷最初计划陕甘一路兵由甘州进发，出镇彝、趋昆都仑而行，殷化行则仔细分析了噶尔丹所在四周的具体地理形势，认为“若从甘州趋昆都仑，则偏于西，恐不相值”斗，上疏陈请调整进军路线，因此陕甘兵改由宁夏进发。至于殷化行的出众智略在昭莫多一役中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噶尔丹之至昭磨多也，固震于天威，折而西遁，然其众尚盛，其阵尚坚，设不据山巅、得便地，不出奇兵夹攻之，则事未可知”。

对于孙思克的英勇善战前文己作详述，而他的军事智略和治军才能同样值得一提，以下略举三例说明。

首先，孙思克率领宁夏军在与费扬古所领归化城一路军会师前，面对宁夏军中人困马疲的窘状，若非孙思克当机立断，不惜先斩后奏，决定择并粮马、精简士卒前进，则宁夏军之命运不可料想，众兵士或不免“悉作饿俘而鬼于异域”那样就不会有西路军在昭莫多的对敌致胜。由此可见，孙思克在行军中面对突发状况，能够展现其处乱不惊、随机应变的智略。并且，孙思克能够从所带七千绿营兵中合理拣选精锐、快速完成重组，也说明了他具有相当丰富的治军经验。

其次，在宁夏军兵发之初，军中部分绿营兵士出现了畏难情绪，为此孙思克并不简单地施以暴力惩戒，而是安抚激励，他说:“满兵前发并未伤损一人，汝等且看满兵，若有死伤，再退未迟。”以此巧妙化解军心涣散的危机，并起到了激将之效，军心因之渐趋镇定、转而奋进。

再次，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孙思克具疏辞任，“一时绅士、军民以及商贾市贩，悉为之罢市”，甚至周边一些少数民族部族首领“不惮百里、数百里者跋涉而来，咸环泣辕门，哀恳挽留”‘。及其去世后由甘肃移灵回京途中，“自甘州至憧关，沿途军民无不号泣相送”，康熙帝知此称赞道:“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治地军民人等对孙思克的尊崇和爱戴是对其治军理政能力水平最为有力的肯定。

(三)旗汉并用，以旗领汉

康熙帝在亲征期间任用的将官中虽然既有八旗旗籍将官、也有绿营汉人将官，但就诸将官统属关系而言，总地来说遵循一个原则:以旗领汉。

康熙三十五年春军事行动中西路军内部的统帅关系，最能体现康熙帝旗汉并用、以旗领汉的用将特点。西路军内分作归化城和宁夏两支军队，分别由费扬古和孙思克统领，而八旗系统的将军费扬古总统西路全军，节制、管辖孙思克所属的绿营系统军，这是在西路军中八旗和绿营两大军事系统宏观层面上的以旗领汉。具体到宁夏军内，主要兵力由甘肃提督孙思克所率七千绿营兵和西安将军博雾所率三千八旗兵共同组成，而由孙思克总领其军。表面上看宁夏军的领导安排是“绿旗之将军僧越满洲之上”斗，似乎并不符合以旗领汉的原则，但应注意到孙思克虽身为绿营将帅，但实则系汉军旗籍。因此，旗籍将军对所属河西各路绿营兵的统率仍可视作一种“以旗领汉”的另类模式。

康熙帝在用将安排上的旗汉并用和以旗领汉，实际上凸显了包括他在内的清历代统治者对于绿营兵系统既用且防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经过清初对南明残余势力的斗争，特别是在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帝充分认识到绿营兵不凡的战斗实力和它在整个清朝军事系统中的不可或缺性。康熙帝由此更加重视对绿营将官人才的倚任，也更加关心绿营官兵的生计、待遇等问题。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月，康熙帝特别指示:“今绿旗官兵甚苦，正须加意抚绥。”又如三十四年(1695年)正月，见到京裴地方部分绿营兵“沿途奔走，无顷刻之暇”的劳苦情状，康熙帝经过询问后得知“兵部内私用印信文移护送家口等事甚多”要求日后严加控制、报备。此外，在亲征过程中康熙帝对绿营兵广为部署调用，并且鼓励绿营兵士勇建军功，还对从征绿营官兵优加赏责。

另一方面，康熙帝在重用绿营兵的同时，其对绿营兵也始终怀有戒心，视八旗为“己”，而别绿营为“异”，故而用中有防。康熙帝曾多次强调“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意在强调八旗兵在清朝国家军事系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而对绿营兵康熙帝虽然在实战中加以重用，但从内心上并不信任。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五月，仓场侍郎奏请派绿营兵看守通州仓米，部议准行，却被康熙帝否决，他认为:“仓米关系紧要，与其交与绿旗官兵，不若另派八旗满洲官兵着令看守，方于槽粮实有裨益。”绿营兵分驻各方也引起统治者的时刻提防，自顺治时期起清廷就高度重视地方驻防八旗兵对绿营兵的压制、监督作用。在康熙帝看来，“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满兵纵至粮缺、艰难困迫，至死断无二心。若绿旗兵丁，至粮绝时，少或窘迫，即至怨愤作乱”。虽然清廷在历次作战中对绿营兵的倚赖不断加重，然而统治者对绿营兵战斗实力日渐赶超八旗兵的事实却不愿承认。如康熙帝曾宣扬“满洲兵八千，便可以比八万”，又称“绿旗兵南方出征尚可，不宜于北地……不可与满洲兵力比量”斗，其观点显然有悖现实。此外，统治者还通过对先进火器所有权的严格垄断来达到防止地方绿营生变、限制其力量发展的目的。例如康熙三十五年春清军三路出师，康熙帝下令向中路军从征的古北口、宣化二镇绿营兵颁给内造鸟枪二百杆及火药、铅子等武器装备，然在尚未交付前即强调“此枪，回军之日，仍令缴内收贮”。五十四年(1715年)，太原总兵疏请捐造子母炮“分给各营操练”，引发康熙帝不满，他直言“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果断驳回所请。

由于清统治者的上述矛盾心理，又使得有清一代旗人大量充任绿营将官成为定制，孙思克只是康熙朝所任用诸多旗籍绿营将官中的杰出代表7。据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刘洪杰对顺、康两朝旗籍提督比例的梳理，他发现“每当有大规模战争发生时，旗人提督的比例就明显上升;而在和平时期，则较为平稳的保持在一定比例”。这一发现说明每当清政权处于相对动荡的时期，统治者对绿营系统的矛盾心理就愈发强烈，而提高绿营系统中旗籍将官的比例则成为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清廷选用优秀旗人渗入绿营系统的方式，在客观上主要起到两方面效果。既有利于统治者进一步由外而内巩固强化“以旗领汉”的政军局面，确保八旗系统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时也不大会妨碍其“以汉治汉”政治策略的贯彻，从而更好地整合、利用广大绿营兵资源为政权的长治久安而服务。

(四)重用皇族贵戚和累世勋臣

这一特点在康熙帝的用将中不论八旗或绿营都是较为明显的。

首先，清政权(包括后金时期)自关外创建以来，就形成了皇族领兵的政军传统，八旗旗主就是领兵皇族中的重要代表。自努尔哈赤时代起，他的子侄弟兄即开始掌握国家军事行动中的军队领导权，如后金“四大贝勒”、“四小贝勒”等都既是与政权最高统治者具有最亲近血缘关系的皇族成员，又是国家军事命脉的共同掌控者。清入关前，这些皇族成员在历次军事战争中“起了主导作用”，通过树立军功以提高和巩固自身地位，也为清王朝的帝业开拓和入主中原作出重要贡献。因此，《清史稿》中专门评论道:“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繁诸王是庸。”

在亲征噶尔丹行动的初期，康熙帝在用将上仍然沿袭倚任皇族的传统。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康熙帝分别任命皇兄福全和皇弟常宁统率两路兵出边进征，并命其皇长子情L提及信郡王鄂扎、简亲王雅布等作为副帅从征。其中常宁一路未能真正发挥主力作用，在乌兰布通指挥对阵迎敌的是福全、提领导的清主力军。由此观之，康熙帝在与噶尔丹的初次正面交锋之际着重遴选的统军将帅全部是皇族成员，特别是把主力部队交给自己的兄与子。康熙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①出于对开国以来皇族领兵传统的继承。

②出于其倚重皇族宗亲的惯性思维。康熙帝非常重视皇族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他提到:“宗族之始，皆一祖所生，当极致亲睦，共相爱恤扶持以为生也。”在其看来，“国家景运庞洪，本支百世，用停秩叙，愈建屏藩”，即宗室应当享享有尊荣的待遇，同时也负有共同拱卫国家政权的责任。出于以上理念，康熙帝对于皇族的关怀培养和选拔重用也就不难理解，这也符合其“亲亲贤贤，义在并重”‘的治国主张。

③出于检验和锻炼皇族成员军事才干的考虑。由于清入关后随着整体大环境的改变，许多皇族快速走向堕落、散漫。平三藩中，康熙帝即观察到统兵的皇族将帅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为此专门加强了对“皇子、王公们骑射的演练及吃苦耐劳作风的培养”。因此，在初次对阵噶尔丹中继续任用皇族领兵既是对皇族成员的信任和鼓励，也有借机检验皇族才干素质的用意，并且希望皇族成员“用辉煌战绩重塑因平三藩之役而变得黯淡的宗室王公的形象”

④皇族成员是政权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与统治者同气连枝，其天然的政治属性和家族使命感更能让康熙帝放心。

⑤任用皇族为将帅出师，标志着军事战争的等级不同一般，也标志着清廷对该场战争的重视程度。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康熙帝一句“亲藩分缺锁，长子拥摩族”斗所蕴含的感情。而之后随着康熙帝亲自出征，则标志清廷开启了国家军事战争的最高等级。

由于乌兰布通之战中皇族统兵的整体表现并不令康熙帝满意，因此在之后对噶尔丹的亲征行动里，康熙帝在将帅选用上的倚重对象由皇族逐步转向贵戚和累世勋臣。

累世勋臣方面，八旗系统中的主要代表是费扬古、萨布素和马思喀。费扬古不仅仅是贵戚的代表，同时也是清朝累世勋臣的重要代表。费扬古的曾祖父鲁克素在努尔哈赤时期即率众归顺后金，其祖父锡罕在天命、天聪时期各立有战功，于随征朝鲜的战役中阵亡，被皇太极晋封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由鄂硕承袭。鄂硕在清朝入关前的对明战争及入关后的继续统一战争中屡立战功，历任前锋统领、内大臣等职，累晋为三等伯爵。至费扬古袭爵用命，己是其家族的第四代勋臣，也将其家族勋绩推进至最顶峰。

萨布素(生年未详一1701)，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岳克通鄂城地方。其四世祖充顺巴本以勇武善治，使该家族成为岳克通鄂城世代之长。至其曾祖哈木都任城长时，率众归附于努尔哈赤‘，史载“哈木都率所部来归，屯吉林，遂家焉”。至哈木都的孙辈，绥合纳(即萨布素之父)曾任打牲乌喇总管、楼赫呐曾任防御之职3。萨布素于顺治九年(1652年)出任宁古塔将军笔帖式，成为其家族效命清廷的第四代，其后屡立战功，特别是在两次雅克萨抗俄自卫战中立下卓越功勋。

马思喀(生年未详一1704)，沙济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马思喀的高祖旺吉努率族属人众归投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编半个佐领，使统之”旺吉努死后，其子万济哈袭管佐领事。马思喀家族在清朝开始建立重要功绩始于其祖父(即万济哈之子)哈什屯时。哈什屯，历任八旗前锋校、侍卫等职，后袭管佐领事务，并摧授礼部参政。崇德时期，哈什屯率军从征瓦尔喀，于皇太极出征喀尔喀期间招抚明朝总兵沈志祥等归附，后于松锦大战中“先众扦御，手腕中创，仍裹创力战却敌”，受到清廷嘉奖。顺治时期，哈什屯先后摧任内大臣、议政大臣等职，并受命招抚郑成功、出使朝鲜等。康熙二年(1663年)，哈什屯去世。至马思喀父亲米思翰更是有功于清廷。康熙三年(1664年)，米思翰承袭其父哈什屯世爵世职，并管理佐领，后摧任内务府总管、礼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职，位列议政大臣。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廷臣对是否裁撤三藩的争论中，以米思翰、明珠为代表坚持主张撤藩，得到康熙帝赏识。米思翰在平三藩的初期战争中频频献策，备受清廷倚重。康熙十三年(1674年)底，米思翰病故。在康熙帝亲征过程中，米思翰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马思喀、马齐、马武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思喀初任侍卫兼佐领，后累迁至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并内务府总管。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春，以噶尔丹率军南下，马思喀奉命率军出塞，尾随噶尔丹军后行进，以“分贼兵势，与大兵相特角”，后与福全大军会合，共同参与了乌兰布通作战。至三十五年(1696年)春，马思喀身任领侍卫内大臣、管火器营大臣等要职。在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中，马思喀率领八旗鸟枪兵于中路从征，并随后被授为平北大将军率军自拖呐山进追噶尔丹军，后迎西路军同还并沿途招集降人。此后，在康熙帝亲征活动中，马思喀俱参与其中且均被付以重任。

不同于其兄马思喀，马齐由荫生步入仕途，此后显达政坛。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马齐己历任议政大臣、兵户二部尚书，后一度兼管理藩院尚书事。三十五年春，康熙帝率军出征，马齐奉命往调翁牛特、喀喇沁等处蒙古扎萨克兵，后会同大学士阿兰泰等“分班直宿禁城”。此外，马齐还被派往宁夏地方沿途设骚以备三十六年发兵。其后马齐又历仕雍、乾两朝，备受清廷重用。

马武，一等侍卫出身，深受康熙帝倚重。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曾随学士开音布共同阅视开中河。三十五年春康熙帝从中路出征，马武以一等侍卫从行。马武作为康熙帝身边最亲近的侍官，主要担负沟通军队前后营伍的任务。如三月，康熙帝决定精简宣化镇绿营标兵，派马武、阿尔拜前往察阅拣选。四月，再命马武往视后队汉军火器营兵情况。同月，马武又前往各营传递费扬古军想期的情报，并将各营的行军意见传递回康熙帝所在御营。同年九月，马武再随康熙帝出边。十月，马武受命“以牛五十、羊二百、汤羊十，迎赐大将军费扬古军前右卫官兵”马武后历任内务府总管、镶白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等职，雍正帝赞誉他为“事我皇考五十余年不离左右，烙恭谨慎”。

米思翰的幼子李荣保初亦以侍卫兼管佐领，继而迁任八旗护军参领等职，再转任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去世后，其女被乾隆帝册封为皇后，他也因此被追封一等公爵。自此，马思喀所属的沙济富察氏家族也同时拥有了累世勋臣和皇家外戚的双重身份。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荣保的众多儿子中如傅清、傅恒等都为清廷建有重大勋绩，与傅恒等同辈的富良、保祝等亦是其家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再至其下一代，富察氏家族中又涌现出如福康安、福隆安、明亮、明瑞等得力战将。

由上可见，马思喀所出身的沙济富察氏家族是清朝当之无愧的累世勋臣家族，其家族成员一辈辈继承先世遗志，在为国效力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捍卫着家族荣勋。

绿营系统中累世勋臣的主要代表是孙思克。孙思克，汉军正白旗人，是前明降将孙得功次子。孙得功原任明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在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进取广宁时叛投后金，将广宁城献出。其后，孙得功一支被编入汉军旗籍。孙思克作为其家族效命清廷的第二代，为清朝西北边疆的守护和巩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投归清朝的孙得功毕竟属于明朝的叛臣，且任职级别一般，故孙思克之出身与前文所述出身于勋臣家族的八旗将官远不得比。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出身的影响，孙思克一生所获最高爵位在绿营“河西四将”中排居末位‘。虽然如此，孙思克为清朝所建勋绩并未被统治者忘怀，康熙帝后来将自己的第十四女下嫁于其子孙承运。至其曾孙庆成则又为乾隆朝末年一员难得的猛将。

此外，奉命出征噶尔丹的福建陆路提督张云翼、西安副都统祖良璧、天津总兵岳升龙、济南守营参将施世骤等2都出身于清朝的功勋世族，同他们的父祖一样投身戎行、建功立业。

康熙帝在用将上偏重于皇族贵戚和累世勋臣的特点，在其晚年驱准保藏的用兵过程中仍然十分显见。

(五)重用陕甘绿营人才

有清一代，陕甘地区自始至终涌现着勇武善战、治军有术的杰出武将人才。在康熙帝亲征中所任用将官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陕甘籍绿营人才的重用。现以康熙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为例，将总兵官及以上级别的绿营陕甘籍从征将官表列于下:

表3-1康熙三十五年春绿营从征将官一览表

资料来源:《清史列传》、《汉名臣传》、《清史稿》、《清代职官年表》等。

除此之外，康熙帝在亲征中还不忘顾问其时己为致仕的甘肃宁夏籍老将赵良栋斗。这些陕甘籍绿营干将不但为清朝的西北边疆安定贡献力量，而且被派往全国各地领兵镇守，成为国家绿营武将中举足轻重的一支，日益获得清统治者的信赖和倚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