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的快速社会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学术自身的推演，历史研究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资源条件和问题指向与先前时期相比，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现代自然科学因为其先进与落后尺度的可明确衡量性，从来是国际性的，虽有人为对某些前沿成果的信息垄断，并不影响研究者对相关资讯共享的愿望。人文、社会科学则因价值立场和语言表述的文化特质与复杂性，更易于被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区隔成为不同学术共同体单元。即使如此，中国新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时候，颇得力于西方理论、方法乃至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促动。没有这种促动，中国现代历史学难以在那个时代迅速发展起来。    

共同尺度诉求并不抵消差异的合理性，只是要寻求不同历史研究共同体和个人思考历史问题时的观念基础。这种基础不可能在意识形态层而，不可能在文化价值层而，也不大可能在具体工作方法层而，而应该在历史学作为一种普遍学术的基本信念层而。只有多样化和差异而缺乏共同尺度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普遍学术的根基就不坚实，二者同样重要。    

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可以是这样的: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更可靠或者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本文的相关回答很明确:因为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并可能留下痕迹，我们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痕迹，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的遗迹，来认识历史，与历史痕迹最吻合的历史认识最可靠并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毋庸讳言，在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这是一种偏向实证主义更多些的回答，但并非旧实证主义的老调重弹，而是一种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诉求。

一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    

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己经跨过了另外两个更基础性的问题:什么是历史?历史认识是可能的吗?这两个问题都经无数历史哲学家、历史学家反复争讼而又分歧不断，这里不拟回溯争鸣的具体说法，而是直接提出本文采取的基本看法作为讨论的切入点。    

哲学家还喜欢告诉人们，历史不只一个，而是两个或者多个。其中之一是客观的往事，另一个是历史学家笔下的故事，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后者。这种类似语言游戏的说法也流行甚广。不过，历史一词在汉语中并没有这种两解含义，只是一解，即过去发生的事情—编词典的人尽可以在此基础上把各种各样复杂的说明融入其中或赘系其后，但除非他要改变历史一词在汉语以往使用经历中己经约定俗成的内涵，就不可能把历史学家笔下的故事作为历史的本义。后一种含义，在汉语中主要用史书、史籍、历史记载之类词汇表示，用单一史字表示时只是史书、史学或史职的缩略，对于熟悉汉语的人不会造成误解。英语及其他一些欧洲语言中的对应词汇是可以两解的。History，既表示过去的事情，也表示记载过去事情的文本。

二判断历史认识可取性的依据    

因为历史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虽然历史学家的叙述会呈现出各种而貌，但历史本身并不因为其叙述的准确、完整、精彩与否而改变—改变的只是阅读那些历史叙述的人的知识和精神状态而己。历史学家工作的根本意义，毕竟还在于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揭示和呈现历史事实。古人己经知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受到历史专业训练的人除非被哲学家的纠缠弄昏了头脑，就不会认为历史学家的叙述就是历史本身。他们肯定会发现，关于同一历史话题的史家叙述常常并不相同，他们如果不愿意停下在类似“有一百个历史学家就有一百种历史”的篇言前慨叹自己的浅薄，就只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地做出判断。    

不存在评价理论的通用简单方法，但也并非凡理论皆不可评价。所有理论都需涉及事实，所有事实都具有历史性，如欲成立，必须符合可取性基准，即理论的事实基础必须成立。其次是逻辑，再次是常理，此外还有实践的检验。本文要讨论的是历史研究评价的底线，尤其是事实性判断的可取性问题，对于理论在史家叙述中的介入问题以及底线以上的诸多相关问题，不能深论。

三关于实证主义的反思及对批评的批评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除了受到各种历史观、价值观的影响之外，在具体方法论层而，得益于广义实证主义甚著。中国历史学实证主义有两个渊源，一是传统史学中的直书、征信传统，尤其是乾嘉时期疑古、考据的传统;二是欧洲兰克学派史学的影响。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Ranke)奠定了世界范围内客观主义历史学的基础。他主张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在于以过去事物发生本来的样子呈现过去，坚持具体经验立场，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基于其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和严谨的方式，不在于使历史学成为普遍知识的属性。他特别强调原始档案的价值，引导了历史研究引述原始文献来论证问题或叙述史事的实践。因为这种客观主义史学是在科学与理性彰明的时代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与自然科学一致的意念考察和叙述人类以往经验，以根据证据发现和澄清事实为目标，以发现和叙述历史事实时保持客观性为追求。因为历史研究所使用的证据大多来自书写资料，文献学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基础。

四从传统实证主义到新实证主义    

传统实证主义—这里指的广义的历史学实证主义而非特指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所遭受的垢病是多方而的，其中有一些切中其主体要害，有一些揭示出某些服膺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者自己学术实践中的弊病，也有一些是夸张或吹毛求疵的。如前所述，对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早期反省从欧洲思想界兴起，其对象也以兰克学派的历史研究方式为主。晚近对实证主义批评的主要声音来自美国学者，其对象针对整个西方的历史学传统。也就是说，西方思想界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评，从来没有切实关照中国历史学的实践，而是沿着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交叉演变的路径思考下来的。那么，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者在思考同一方向问题的时候，应该适当注意中西历史学实践的异同，以便区分关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反思，哪些是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哪些是狭义实证主义哲学的问题，哪些是个人具体实践方式中的特殊问题。然而，中国当下的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理论与实践脱节，或者至少没有形成常态化的密切关联。由此产生的局而是，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学者大量介绍西方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却很少对中国史学的具体实践方式做出评论;中国史研究者则分化为新潮流与旧规范两途，奉新潮流者模仿晚近西方的史学流派，持旧规范者全不理会史学理论界的那些新说法，如前埋头实证。即使研究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者与研究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者，也很少交叉，各有语境    

新实证主义应在传统实证主义坚持历史可认知性、尊重证据、求真务实的基础上，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实现新的整合。历史学家必须承认存在历史事实，且其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包括单一事实、结构性事实、趋势性事实，弥漫状态的事实、心理事实和文化事实，等等。宏观与微观、从上到下及从下而上地审视历史，皆为历史研究应有之义。在无数以人类事务为对象的学术门类中，历史学的特质是依据证据尽量厘清己然之事，由此构成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当以晓畅、朴素的语言方式讲述往事，无需追求奇幻。

历史学家需凭借思想组织其叙述，但不以牺牲己知的相关重要证据和史实为条件，不以理论操控证据和事实，也不因现实价值立场而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证据与理论冲突时，证据说话;证据不足时，判断存疑。历史学家解释事实也以不违背证据为底线，不崇尚对证据的过度解释。历史学家永远致力于扩充其证据范围，从文本资料到记忆资料，从文字资料到声相资料，从地上资料到地下资料。凡有助于认知事实的学科、学说、技术皆可应用于历史学，但历史学不以融入其他学科为目标;跨学科研究常为历史研究带来新思路，但历史学并不追求在跨学科研究中失去自我。历史学家承认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时代和个人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但并不因此而将历史学视为文学、哲学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