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在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化道路的失败和实质后，开始转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人生观。随即在关于人生观大讨论的“科玄论战”中着力宣扬唯物主义人生观，并对张君肋、丁文江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一)人生哲学的改变

陈独秀人生哲学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五四“运动前期，批判传统人生观，主张“科学”、“民主”为原则的人生哲学;而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人生哲学。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外部原因。陈独秀活跃的时期伴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这种进程中有俩条社会形式的道路出现:一是英、法开辟的民主现代化道路。陈独秀最初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就是受到这条道路的影响，但西方在民主化进程中，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和一战之后“巴黎和会”失败的战后协议都深深揭露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侵略性以及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这使得陈独秀开始反思“民主”所拥有的弊端。第二条道路一一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给了陈独秀救国育民的人生追求新的希望。第二点原因是陈独秀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同，陈独秀信奉的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承认先进的社会制度终究会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以进化论的自然史观为基础的。另外就是，陈独秀认识到单靠唤醒国民觉悟去振兴国家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他开始认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两点原因促成了陈独秀人生观的转变。

1920年上半年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他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标志着陈独秀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之前“科学”与“民主”的传播虽然没有普及到广大工人、农民阶层，但使青年知识分子摆脱了旧制度、旧伦理纲常的束缚，这些青年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五四”运动前期，陈独秀走的是通过个人的觉悟来带动国家发展这条老路，那么从这时起他开始思索另一种新形式一一依靠物质经济基础来谈人生哲学，这便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人生观。

陈独秀把中国人性格种种劣性的最终原因都归结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使得国人的道德、文化同样衰落。中国自周朝一直到鸦片战争其经济基础都始终处于农业生产之上，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2000多年的中国经济生产力毫无大的发展。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只能产生愚昧的农民、无耻的商人以及毫无权利的知识分子，为此中国人的人生观长期缺乏“自信，上进”也就不足为奇。只有改变原有的经济制度，国人的人生观才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正是基于对此观点的坚持使得陈独秀在关于人生观大讨论的“科玄论

战”上着力宣扬唯物主义的人生观。

(二)唯物主义的人生观

谈及陈独秀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就必须提到“科玄论战”，此次论战的内容就是以张君肋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展开的一场辩论。“科玄论战”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近代关于人生观问题的一场革命性的探讨，因此无论何人研究近代人生哲学问题，都绕不开此次论战。

陈独秀作为早期提倡“科学”的代表人物，在“科玄论战”中却没有以“科学派”的视角看待人生观，而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生哲学，从而使这次论战变成了科学派，玄学派，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从而使得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有了更新层次的意义。陈独秀认为此次论战焦点集中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与“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这两个问题上，以此为基础陈独秀加入到此次论战。

1.对玄学“自由意志”论反驳

张君肋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科学不可能支配人生观，陈独秀对此认为:这是因为张君肋不了解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认识的科学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领域，即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这当然与人生观毫无关系，甚至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性。但社会科学之中所包含哲学，也就必然含有人生哲学。他讲道:“自然科学己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己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和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这段话的描述直接否定张君肋关于“科学为伦理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的唯心主义观点，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并且说明了社会实际现象含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特征。

针对张君肋所举例的九项人生观，都在说人生观为自由意志，人格为单一性的观点。他指出不同的社会环境能造就不同的人生观，例如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男尊女卑和婚姻制度、财产的公私制度、物质精神的差异等众多的后天客观环境都可以造成不同的人生观，乃至一个人不同时期的人生观，这足以证明人生观的源起、发展，改变过程无一不是依靠真实的客观环境所造成的，一定“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张君肋认为科学即使被因果规律所支配，但社会历史无规律而言，具体到个人的心理状态更是毫无根据，人生观只不过是自由意志的发挥，陈独秀反驳称这是因为人类心灵现象虽然比科学现象更为复杂，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只不过这些规律因果尚未被人所认知，但并不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观并不是自由意志。

陈独秀对张君肋“自由意志”人生观的评判基本上坚持了唯物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显出了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和深刻性，特别是对人生观与历史环境之间关系的简述更是“五四”运动时期少有学者涉及的。

2.对二元论“骑墙者”的剖析

在科学论战中，梁启超、范寿康等人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则是与张君肋的玄学派观点颇为一致。

（1 )对梁启超观点的批判

梁启超对于张君肋的“自由意志”等学说持赞成态度，但又认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一一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一一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后半句又将其观点回到了科学派之上，对于这种“骑墙态度”，陈独秀严厉批评道:“他所谓大部分是指人生观涉及理智方面的事项，他所谓一小部分是指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理智方面事项，固然不离物界，难道情感方面事项不涉到物界吗?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应，情感如何而起，这都是极普通的心理学。”后举例说明“孝子割股疗亲”之举不过是对旧封建传统道德的反应而己，所依据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物质经济环境。

梁启超的调和观点还表现在其认为无论“心力”如何伟大，总要受物体的制约，因此不能讲“唯”心，同样物体虽重要，但改造环境、创造历史必需用心力，因此不能讲“唯”物。而陈独秀讲唯物主义，自然被梁启超归为“机械的人生观”，陈独秀对此则不以为然，认为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有误会，所以称他的人生观是“机械的人生观”。因为梁启超并不知道唯物论分为两派:一派为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一派为历史唯物论。他之所以认为陈独秀人生观为机械的，就是因为其只了解科学唯物论，不了解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证明人是由物质所造成的，历史由人所造成，那么物质最终决定历史，这就必然不是机械主义的范畴。

陈独秀又指出:“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肯定了人的意志活动，是人们物质生活造成的，既然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发展，那么人生意志活动也在不断变化，个人的天才活动在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能够加快或减缓历史进程。

陈独秀对梁启超的一番言论，有力打击了唯心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不仅肯定物质第一位，意志以客观物质为基础，而且还说明了个人在一定物质条件范围能够自由发挥其天才意志，这就赋予了人主观能动性的可能，这无疑是陈独秀唯物主义人生观的重大进步。

 (2)对范寿康观点的反驳

范寿康讲人生观分为两部分，“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决不是主观所应妄定。”所谓先天的形式就是先天的向善本性，这种本性使得人类无条件做各自认为是善的行为。但这里有个问题，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为人处世自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那么同样一件事就会有人认为是善，有人认为是恶，自然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

    或许陈独秀也考虑过此问题，他反驳道:“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指出范寿康的这种学说看似是二元论，但他肯定科学的方法却又说明先天之物不受科学领域支配，先天即是主观的，实际上也是唯心论的腔调。

 “骑墙论者”看似调和两派的观点，分为科学和先天，但讲人的意志等内在精神看似不受物质所影响，无视人生观在形成、发展、改变过程中客观条件的作用，这样的人生观必定是虚无的、随意想象的，也就不可能客观反映真实的世界，肯定人在历史实践中的作用。

3.揭露“科学派”

陈独秀对“科学派”展开抨击的最大依据就是科学派没有说明科学为什么能够支配人生，并且他认为丁文江其实与张君肋同样都是唯心主义者。

他对科学派的评判在于以下俩点:第一，.对于“不可知”论的揭露。丁文江的学说号称是存疑的唯心论，其学说沿用了赫青黎、斯宾塞等人的观点，以为觉官感触是我们知道客观世界事物存在的唯一方法，物体的概念是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物体的本质是不可知，因此存疑。但陈独秀认为:“对于未发现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己无疑可存了。”并且，既讲“存疑”就是“不可知”，那不正是玄学派学说的唯心主义，这样一

来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论”就成了玄学最大的朋友，这点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一篇开头就讲道:“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肋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而这种“武器”便是唯物主义观点。

第二，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解释历史，解释社会，支配人生观。丁文江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结于教育家和政治家，陈独秀批评道:如果责任在于教育家和政治家，那么就与玄学家讲这个责任归结于科学文明一样不可信。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陈独秀指出:“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而这战争的原因就是物质和经济，这样看来，科学派和玄学派的观点都是夸大主观意志，一个以科学标榜，一个以玄学自居，其实质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观。

在评价科学派的时候，陈独秀抓住了科学派最根本的错误观点即他们不能彻底坚持物质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依据，但陈独秀对丁文江的思想即基础马赫主义没有进行评判，只是笼统地说明了丁文江的科学派其实质与玄学派一致，没能进一步展开说明，未免有些不足之处。

4.反对胡适“心物多元论”

与科学派丁文江一样，胡适也是资产阶级拥护者，就不免与科学派犯同样的错误，即对玄学派不彻底的反对。胡适认为陈独秀所信仰的不是人生观，而是历史观，它只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陈独秀不同意此观点，他讲道:“社会是人组织的，历史是社会现象之记录，‘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此外，胡适与陈独秀争论的焦点还集中在科学是否能够解决人生问题，胡适的观点集中于具体说明人生观是什么，对于科学是否能够支配其并不在乎。陈独秀则认为，胡适这种观点只注重主观的意志，忽略社会一般客观原因，不可避免地使得玄学派有机可乘。胡适不能证明科学万能就是在主观上没有建立起对科学的信仰，不相信科学对于人生观的权威，这才使得他坚信人生观是超越科学的。

胡适指出唯物人生观是用物质的概念解释世间万物及各种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只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他说:“陈独秀说心即是一种物质表现，那么这种客观物质就应该有“心”所包含的一切意志，如教育、知识、思想等。因此他得出结论，思想、教育也是客观的，同经济一样，可“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对此陈独秀指出:第一，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当以经济为基础。第二，谈及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体本因，由物质所引起的现象不包含在内(如“心”生出知识，思想等)。第三，唯物主义者同样重视思想、文化、道德、宗教等心之现象，但这些现象终究在经济的基础上。

陈独秀用唯物主义主张一元论，即经济占统治地位，而胡适将经济、道德、宗教、思想、教育等看作平等主体的多元论，这使得他同玄学派实质相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

综而观之，通过科玄论战，国人对于人生观问题，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现代人生哲学的基础理论也有了一定脉络。特别是陈独秀在论战中将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带到现代哲学的舞台上，完成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到“马先生”转变，他批评了玄学派与科学派说明了无论是人生观还是社会历史，都由客观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同时他进一步说明了人生观的差异出现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前期科学进化论的主张者，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避免了像唯科学派学者那样，只认准自然科学从而陷入机械论人生哲学的思维模式中。陈独秀对马克思唯物主义人生观的提出，使得人生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力量，并且这种唯物主义人生观更符合当时的国情。通过这场论战，马克思主义、唯科学派、以及现代新儒家三足鼎立的人生哲学布局初步形成，近代人生哲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系统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