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5日，是贵阳解放35周年纪念日。为再现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和贵阳各族各界人民欢庆贵阳解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展生产这段光辉的历史，中共贵阳市委邀请了解放初期在贵阳工作和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回到贵阳，撰写回忆文章，以教育后人。解放初期首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的老红军、老将军汪乃贵同志，应邀于10月初从武汉回到贵阳。当时他已是81岁高龄的老人，市委特意安排他和夫人张鸿志一行住在花溪奶牛场一幢小楼里，好让他们有一个舒心的休息环境，回忆自己参加解放贵阳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在贵阳军分区工作。组织上决定由我帮助汪乃贵司令员整理回忆文章。于是，当汪乃贵司令员到达贵阳的第三天，我就到了花溪奶牛场，和汪司令员生活了近一个月时间。    汪司令员是一位慈祥、谦和的老人，他常对我说:“你帮我写文章，我要感谢你。”汪司令员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把这次回贵阳写回忆文章当成是完成一次战斗任务。只要我和他在一起，话题总离不开解放初期的贵阳普备司令部。后来，组织上怕影响汪司令员的健康，给我规定:只准上午找汪司令员回忆，下午陪他，或去散步，或去鱼塘钓鱼，或乘车去看贵阳市的新变化。记得有一次，我陪他来到中山西路58号一幢老式的“洋房子”门口，见从里面走出一位中年男子，老人便问他:“同志，解放初期这里是不是贵阳警备司令部?”那人说:“听说过。”“那你听说过汪乃贵的名字吗?”“听说过，但我不认识。”“我就是汪乃贵，解放初期我就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说完，汪司令员笑了起来，他笑得是那样的开心，那样充满着对往事的怀念。    

和汪司令员接触的时间多了，我们之间也就随便了。老人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性格开朗，特别喜欢回忆往事。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他不少英勇传奇的故事。汪乃贵司令员是安徽金寨县人，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过河南省商城独立团连长，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副营长，营长，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第十师师长，第九十师师长，八十九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过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副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支队长兼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新编第十旅旅长，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三旅副旅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过鄂西北军区第三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五旅旅长，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汪乃贵司令员说:“向贵州进军，我是在赣东北军区接到的命令。”他是这样回忆的: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和刘伯承司令员的指示，我于1949年6月中旬到的上饶。我们赣东北军区，下属七个军分区，有干部3000多人，他们大多是冀鲁豫老解放区南下来的干部，有好多我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工作比较好开展。正当我们在赣东北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的时候，8月中旬，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等兵团首长，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和二野刘、邓首长关于整个赣东北军区随五兵团进军大西南、解放贵州的指示，要我们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进军大西南、解放贵州的消息很快在全区传开了，干部战士热情很高，决心为解放贵州贡献一切力量。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听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一个很穷的地方，怕去了吃不消，一下子转不过思想弯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命令部队作好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克服畏难情绪，提高干部战士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南、解放贵州各族人民、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自觉性。    9月下旬(大概是21, 22日)，接到进军贵州的命令，我们就以分区为单位前往九江集中，然后乘坐江船到武汉，住在汉口。我们在汉口休整了一个多月，主要是继续进行思想动员，了解和熟悉贵州情况。10月下旬，我们由汉口乘火车南下湖南湘潭。在湘潭，兵团首长在这里开了几天会，研究进军贵州的军事部署，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宣布了贵州省、地(市)、县委和各军分区、贵阳替备司令部领导班子的名单。苏振华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贵阳市委由秦天真、杜恩训和我等同志组成，秦天真任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市市长，我任十七军五十师师长兼贵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五十师政委胡华居同志兼贵阳警备司令部政委，五十师副师长黄学义同志兼贵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张治安任政治部主任。会后，兵团主力部队就向贵州开进了。到了临近贵州的湖南芷江地区，中共贵州省委和各地、县委及各军分区、贵阳警备司令部的干部，就根据各自的任务和进军的方向，分开随各路部队进人贵州。    

我同秦天真同志各带二名警卫员，n月初从芷江出发，沿着十七军的进军路线，走湘黔公路，经晃县、玉屏步行进人贵州。路上，我们经常遇到国民党残敌的袭击，加上公路到处被敌人设置有障碍，破坏了桥梁，所以我们走得很慢。19日中午，我们一过重安江，就传来贵阳市已于15日解放的消息。一听到贵阳已经解放，作为贵阳市委、贵阳警备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我俩特别激动，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往贵阳开展工作。正好，这时有一辆十六军运送伤员的卡车要到贵阳，我们向他们说明了身份，要求搭乘他们的车到贵阳，经他们同意后，我们就随车从重安江向贵阳出发了。    

由于当时路面不好走，加上反动派到处设有路障，所以汽车开得很慢。大约到20日凌晨4点左右，汽车才开到图云关上。记得汽车一到图云关，驾驶员就伸出头来喊道:“贵阳到A罗!”我是第一次到贵阳，听说贵阳到了，赶紧起来往山下看，果然远处一片灯火。虽然夜间看不见城容，但我的心仍然激动得不得了。秦天真同志比我更激动，因为他就是贵州人，参加革命阔别贵阳已经整整十年了，这次才胜利返回家乡。    

下了图云关，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驻在大西门外的十七军留守处。天一亮，我们交了介绍信，秦天真同志去找地方关系，我由警卫员陪同，到现在的中山西路58号(以前是一个姓马的国民党军队师长的私人公馆)，找十七军五十师师部报了到。从此，开始履行我五十师师长兼贵阳警备司令员的职务。    

说到解放初期贵阳替备司令部取得的这些成绩，汪乃贵司令员总是深情地说:应当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归功于贵阳市各族各界人民。    

与汪乃贵将军生活的这一个月，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月。因为，我从将军的身上读懂了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和“功臣”、革命先烈的深刻含义。记住为解放贵州和贵阳的老同志，齐心协力建设贵阳，是贵阳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