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博士弟子，以广贤才焉”一一人才需要教育培养

人才学理论的著作《新编人才学通论》提出“关于人才成长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人才成长和发展过程及其阶段、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内外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研究人才成长，既要分析人才主体的内在因素，又要分析人才的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更要从整体上分析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及其对人才主体的合力效应。”。从人才学观点来讲，在外因上，各类人才成长的过程无不是教育培养的结果，或是精英式的家庭教育，或是相对粗放式的学堂教育，亦或是个人式的拜师教育。《史记》记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类人才的事迹，同时包含这些人才的成长、成才经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述史有其明确的个人观点，他虽然曾拜董仲舒为师，学习春秋公羊学说并受其天命论影响，但他认为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出现不是上天神授，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教育培养的结果。因此，人才需要教育培养的思想贯穿在记叙人才成长的《史记》之中，其中还有孔子、董仲舒等人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无不依赖有素养的各类人才。而人才素质的形成靠培养、靠教育。《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都与人才培养有密切的关系，在《史记·乐书》中引《礼记·乐记》中的议论“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他于世家的显著地位标榜至圣先师孔子，为儒林学士立传，以示对教育的重视。《史记种尼弟子列传》重点记述了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弟子的成就:“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阂子赛，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孔子的弟子多达三千，其中成为优秀人才的有七十七人、司马迁择其中尤为优异者做详细介绍，既弘扬了孔子的教育业绩，更显示了教育是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

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他引公孙弘的奏章:“垂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公孙弘先引汉武帝的诏令，说明汉武帝对培养人才十分重视，他要求以礼乐对百姓实行教化，邀请天下的贤良之士到朝廷任职。汉武帝强调教化，其目的是“以广贤才”，与选贤相联系，教育是其治国的重要举措。

汉代的教育是在继承先秦教育并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在奏章中公孙弘接着写了他与太常孔减、博士平等人的议论，“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库，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蒜(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励)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公孙弘从三代以来的优良教育传统讲起，说明教化(包括教育)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对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的作用，进而从治理国家的要求出发，建议武帝“崇化厉贤”，同时他又提出了具体的针对选才、培养、任用和奖惩的办法。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皆彬彬有礼，成为有学识和素养的人。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的事实有力的说明了，人才的成长要靠教育培养。

2.“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修炼成功者的性格

《史记》推崇的理想人格就是“君子”，作者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阐明称得上人才的“君子”，都应从智、仁、义、勇、行五个方面修养提高自己，即修炼成功者的性格。然而这个修炼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要有作为，要建功立业，不仅要接受教育，学习各种知识，更要发愤图强，靠坚韧顽强的拼搏，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精神。((任少卿书》中还写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惆搅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腆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列举了古代周文王、孔子、孙子等人经历磨难之后，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发愤图强成就大业，最终成为卓越非凡的人才，这说明，磨难是成才的激励因素，而非阻碍因素，在磨难中修炼成功者的性格，能够更加坚定信念，发奋努力，成就一番大业。

许多卓越的人才，无不经过生活的洗礼，经历过苦难的磨砺。《孟子》中写到:“舜发于吠亩之中，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扁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放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中磨难思想在《史记》的人物故事中表露无遗。例如.“孔子贫且贱”，但他一生都有着极高的政治热情，即使遭到打击、排斥、嘲讽也仍然不改其志。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辞劳苦，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奔走游说。虽然到处碰壁，但仍执着追求。《史记·孔子世家》用了相当篇幅，真实地记述了孔子一生的政治活动，写得生动具体、形象逼真;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家人的讽刺、羞辱使得苏秦也非常惭愧自伤，但他仍然发奋自励，遍览群书，最终成为六国宰相，衣锦还乡;还有韩信受“跨下”之辱，终立不世之功等等，《史记》之中如此的例子不胜枚举。

《史记》中，司马迁称赞能做到隐忍就功名的人才为“贤者”，是真正的“烈丈夫”。如:勾践卧薪尝胆，发愤雪耻，司马迁赞曰:“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伍子青忍辱负重，隐忍就功名，司马迁赞称他为“烈丈夫”。在《史记·伍子青列传》中将这种精神，借太史公曰阐述得十分清楚:“向令伍子青从奢俱死，何异蜡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青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郑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从文字表面看，司马迁是在评赞伍子青之隐忍就功名的精神，但是于司马迁本人生平而言，何况不是如此?宫刑是对人格最大的侮辱和扭曲，对司马迁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是生不如死，司马迁没有选择一死了之，因为“所以隐忍荀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正如其所说，其实，因为司马迁个人拥有伟大的抱负，想要继承父志，经历磨难以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潜心修史的信念，因此他能够能够忍辱负重，完成《史记》这部前无古人的史学著作，司马迁何尝不是隐忍就功名的体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