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才和用才一直是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领导者能够成功的重要能力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多处表达了识才和用才的重要思想内容。((史记·楚元王世家》中提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指出任用人才的重要性。《史记·乐毅列传》中亦有“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等等，说明能够认识人才，任用人才是成为成功之君的重要条件。总体来说，作为圣明的统治者，在用人问题上要做到“知人善任”。研读《史记》，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在人才任用思想上，以“知人善任”为最总要求，具体有三方面主张:一是人才任用重在知人，二是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三是要量才使用、用人之长。

1.“谁为为之，孰令听之……士为知己者用”一一人才任用重在知人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表达了“士为知己者用”这一观点。这种“知己”观在先秦时期就己存在并被认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追求就是自己的才能能够得到国君的认可，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国君的采纳，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进而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充分的显现和尊重。据《战国策》记载“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最早出自豫让之口，《史记》也对豫让的事迹进行了详细的收录，豫让曾得到智伯的重用，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但不久智伯就被赵襄子所杀，因此豫让发誓要杀死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他用尽各种办法来刺杀赵襄子，甚至不惜使自己的皮肤溃烂，吞下炭火使自己的声音变的嘶哑，赵襄子感慨他的义气，多次释放了他，但仍没能迫使他放弃报仇的念头，最终豫让知道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就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赵襄子满足了他这个要求，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仰天大呼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创遂伏剑自杀。豫让的事迹传开，赵国的志士仁人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为他的死而悲泣。

孟子曾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0〕国君能够了解臣子，信任臣子，尊重臣子，那么臣子就能尽心竭力为国家办事，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反之则不然。何止君王与臣子的关系如此，任何上级与下属的关系亦是如此。司马迁极其认同这种“知己”思想，自身也身体力行来实践“为知己者死”这一观点，他曾被汉武帝任命为郎中，继而承父位担任太史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于是“口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不仅自身予以践行，还把这种思想渗透在《史记》的写作之中。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这样记载:当初，冯欢听说孟尝君乐于招揽宾客便来投奔。孟尝君先是把他安置在下等食客的住所里，于是冯欢弹着剑唱道“长铁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听后让冯欢搬到中等食客的住所里，吃饭有鱼了。过了几天，他又弹着剑唱道“长铁归来乎，出无舆”，“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不再理他，过了整一年，冯欢也没再说什么。冯欢弹剑是因为得不到重用而愤慨，等后来得到重用情况就变了。孟尝君在薛邑的贷款收不回来，于是听从侍从建议请冯欢去索取欠债。冯欢同意前往，到了薛邑收得利息十万钱。他用这些钱买了许多酒和肉来款待贷钱者，在大家饮酒尽兴时“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川接着对大家说:“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f27。意思是，孟尝君之所以向大家贷款，是为了给没有钱的人来从事生产;而之所以向大家索债，是因为需要供养宾客。如今富裕的就还债，贫穷的烧掉契据把债务全部废除。这样好的封邑主人，口后大家都不要背弃他。在坐的这些人都很感恩。冯欢回去后，孟尝君很生气，冯欢回答说这样做是为了宣扬孟尝君的仁义，此后，富裕的就能在限定口期还债。贫穷的再催责也是无用，烧掉那些毫无用处的借据，这样就能够彰扬孟尝君善良的好名声。如此，怎么还会责难，孟尝君听后很高兴。

后来孟尝君被齐王罢免官职，许多宾客都离开了他，只有冯欢留下来为他出谋划策，冯欢先是乘车向西游说秦王，劝秦王乘机招揽孟尝君，秦王派遣十辆马车载着黄金去迎接孟尝君。冯欢告别秦王后立即抢在使者前面赶回齐国，利用齐秦分庭抗礼的局势劝说齐王道:“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锰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己，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使齐王感受到危机，看到孟尝君的重要性，于是赶快恢复了孟尝君的官位并给他增加一千户封邑，冯欢再次极大地帮助了孟尝君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人才得到重用后就会竭忠尽智为主效力，司马迁重点描述这一事例，目的就是要说明知人、用人的重要性，“士为知己者死”是士人信守的忠实信条，为报信陵君“知己”恩而不惜舍弃性命帮助其救赵国的侯赢、朱亥，为报燕太子丹“知己”恩而冒死行刺秦王的荆柯，

 “士为知己者死”讲的是士人为“知己”的主人效命的问题，那么主子如何能够做到“知己”呢?要做人才的“知己”就是要“知人”，知人即是能够发现人才、认识人才，能够尊重人才。正如唐代韩愈所感慨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多次表达了“知人”的重要性，开篇《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能知人善任的唐尧，他称赞唐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fal“知”通“智”，智慧，这智慧包含“知人”的智慧，尧帝能知人善任:任命羲和观察口月星辰的运行以制定历法，任用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管四时，使百姓的农事活动有时可依。尧帝有识人只能，能够认清每个人的优缺点:他认识到丹朱“顽凶”，因此不让其继承王位;他认识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创，即共工好讲漂亮话，用心不正，貌似恭敬，欺骗上天，因此也不对其进行任用;认识到鲸“负命毁族”，不让其掌管治水;他发现舜很贤能，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于是让舜继承了皇位，舜帝果不其然成为一代圣君。不可不说尧帝的识人之能造福于广大百姓，是后世君王学习的楷模。

在司马迁看来，很多时候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历史上总是不乏有一些昏庸的统治者不能分辨人才，得不到人才的辅助而走向亡国之路。《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时期赵国国君孝成王“素无行信馋”，不辨忠奸，不能识才，导致了赵国的灭亡。原来赵国的兴盛源于赵武灵王时期的改革以及赵惠文王时期任命的贤相良将，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等等。惠文王死，孝成王立，这时蔺相如病笃，赵奢己死，廉颇面对秦国强大攻势也只能勉强抵御，然这些并不足以导致赵国灭亡，导致赵国灭亡的重要原因是孝成王不能识才，中了秦国的离间计:秦国使人传言“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孝成王不知是离间计，更不了解赵括的才能，盲目听信谣言任命赵括为将代替廉颇。赵括只有“纸上谈兵”之能，而不具有用兵作战的实战之才，导致赵国战争的失败，自此一撅不振走向灭亡。《史记》对这些不“知人”的事实进行实录，以警示后世统治者要知人善任。

人才难得亦难知，要知人，就得全面、细致地了解人，然后评定其是否能成为人才，或能否胜任某些职务。《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候请老臣李惺为他挑选的两位宰相候选人提出裁决意见，李惺提出了五项意见供魏文候参考:“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团第一，居视其所亲。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如果与贤人亲，则可重用，如果与小人为伍，就不可重用;第二，富视其所与。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财富:如果用于接济穷人或有志之士，则可重用，如果只注重贪图享乐，则不能重用;第三，达视其所举。显贵是看他推举哪些人:若任人为贤，则可重用，反之，则不可用;第四，窘其所不为。不得志时看他不做哪些事当:若不做损人之事，则可重用，反之，则不可用;第五，贫视其所不取。贫苦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人在贫困潦倒之际也不取不义之财，则可重用，反之，不可用。魏文侯以此标准选择了魏成子做宰相，李惺用这五项标准使翟磺心服口服。这五项标准岂止局限于选拔宰相之用啊!只不过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类型要有所调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这种全面地认识、分析人才的方法。纵观《史记》记叙的众多人才，可以总结出司马迁人才素质评定的重要标准有:才、学、胆、识、品德和人格，领导者在人才任用时要先观察候选者在这些标准上的合格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任用人才，做到知人善任。

2.“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一人才任用要宽容不苛，量才使用。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那么怎样做才是“善任”呢?我们阅读《史记》可以发现司马迁在人才任用上主张合理用才，扬长避短，量才使用，即所谓的“善用”。司马迁主张要客观公正的选择人才，不以出身贵贱与成败富贵论人才，推崇德才兼备，主张对人才择优而任之。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史记》之中多次表达了不能对人才求全责备的思想，《史记·白起王剪列传》太史公论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剪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剪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签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白起在行军作战中能随机应变，计谋高深，名震天下，然而却不能应对应侯对他的陷害。王剪也是秦国的名将，军功卓著，秦始皇对他非常尊敬，然而他却不能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荀且迎合，只是取悦人主，直至死去。白起和王剪在军事上攻击卓越，但都有被人垢病的短处。司马迁引俗语说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优秀的人才亦不列外，那么领导者在使用人才时就要善于利用人才的长处，扬长避短而用之，而个人则应该有“自知之明”，努力发扬自己的长处，尽量避免或克服自己的短处，否则就会走向白起、王剪那样的道路，过大于功而走向灭亡。

用人者都应该以大义为重，要有宽容之心，这是司马迁对统治者的希翼。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记述了舜与禹、皋陶、伯夷君臣四人的一次对话:禹、皋陶、伯夷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舜都认真听取，并且说到:“吁，臣哉，臣哉!臣作联股服耳目……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谈，退而谤予。”〔月意思是说:“我、要仔细听取各方的意见，大臣们要好好辅佐我呀!我的言行如有不正当的地方，你们要纠正我。你们不要当面奉承，回去之后却又指责我。我敬重前后左右辅佐大臣。”司马迁称赞舜的胸怀是宽广的，能听取臣子的意见，而不会对逆耳的忠言有所苛责，是位能够量才为用，宽容不苛的用人者。在后代帝王中，司马迁推重汉文帝，这点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记载:冯唐给汉文帝讲名将廉颇、李牧的故事，说得文帝冲动起来，拍着大腿说:“A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吾将，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冯唐当头一盆“凉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后来文帝对此耿耿于怀，冯唐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文帝听后欣然接受了批评。张释之、冯唐都是汉文帝时杰出之士。他们不仅有真知灼见，而且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批评最高统治者，这些都是令人折节佩服的。司马迁对他们充满景仰之情，才由衷地称许他们的言论是“有味哉!有味哉!”。但也一语双关，他们两人所以能显示出自己品格的卓异，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从谏如流”的汉文帝。汉景帝时，张释之由于景帝衔恨在心，“犹尚以前过也”，丢了官职，只能作个徒有其名的淮南王相。而冯唐也被任命作了楚相，甚至最后连这样的职位都保不住。文末，司马迁引用《尚书》之语称赞张、冯是“不偏不党”，“不党不偏”。景帝疏远贤者，不正是亦党亦偏的表现吗?作者对封建政治的批判之意是极明显的。这种观点和被苛法残害的司马迁怎能不产生共鸣。表现了他殷切希望用人者都能够废除苛法，宽容大度。

自古统治者大都认识到善用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统治者能够真正做到，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之中极力赞扬了那些知人善任的上位者，如唯才是举的齐桓公，择能而使之的郑子产等等。《史记·管晏列传》中这样记载:管仲是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可谓政绩昭著。然管仲亦非完人，他也有不小的缺点:管仲曾经与鲍叔牙共同经商，在分财利的时侯经常多分自己一部分，虽然鲍叔牙为他辩解说是因为家贫的原因，但不得不说他有贪财自利的缺点;管仲曾经做兵士上战场，有“三战三走”的“光辉”历史，虽然也以家有老母为借口，但也不得不说他不够勇敢;管仲曾经辅佐公子纠而与齐桓公对抗，但后来为齐桓公所用，可以说不够忠义。齐桓公不因管仲的“缺陷”品质而弃用他，而是令其发挥所长，施展自己的治国才干，管仲也不负众望辅佐齐桓公成为了一代霸主。他在国内大兴改革，实行富国强兵的国策，使百姓体养生息，维护社会安定，促成了强大的齐国，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还得到“法家先驱”、“圣人之师”等光辉的荣誉。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样记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堪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川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是郑国的士大夫，子产善于用人:冯简子、子太叔、公孙挥、裨堪等人皆有各自所长，而为子产所用。“每当郑国要有诸侯之间的外交事宜的时候，子产便向子羽询问四周邻国的情况，并且让他跟他们多做一些外交辞令。之后便与裨堪驾车来到野外，让他看谋划计略是否可行。等到回去再告诉冯简子，让他来作出决断。如果决定这件事可行，子产就会把任务分配给子太叔让他去执行命令，来应酬对付各诸侯派来的贵客。因此子产执政时很少有失败的事情发生。”《史记·郑世家》对这一段文字作了简要摘录，并写到:“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可见《史记》对《左传》所载子产的人才任用功绩的认同与继承。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且人与人不同，在用人时既不能等同要求，也不能求全责备，只能视其能力而适当任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司马迁在人才评论上就表现了客观、公正、不求全责备的进步史观。如对“商靴变法”，司马迁认识到它对秦国富强的重要性，同时又在论赞中指出商靴刻薄少恩的缺陷，司马迁秉承父教，认为法家严而少恩，，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使得“亲亲尊尊之恩绝矣”。但同时也不会否定法家思想在治国上的积极作用，指出其能够使君臣上下职守，富民强国的重要贡献，因此，对于如商靴一般瑕不掩瑜的人才都要做到列述事实，客观全面地评价。

3.“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功多者授之”一一坚持任人唯贤

《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尧舜能知人善任，可以做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囚，开始向任人唯亲陋俗进行挑战，即是任人唯贤思想的最初体现。任人唯贤，就是量才使用，选贤使能，使人适其事，事得其人。任人一定要唯贤，不能受社会偏见的影响，不能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更不能受唯上好恶，亲疏程度的影响。而历史的现实如何呢?与任人唯贤相对立的任人唯亲、任人唯贵广泛存在于人才任用现实之中。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统治者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用人时往往只着眼于本阶级内部，任人唯亲。《史记》正是通过这些在人才任用上的“古今之变”展现出司马迁逐渐形成的独特的任人唯贤观点，即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历史发展和朝代兴衰的科学总结，提出在用人上不唯亲疏，不计个人恩怨，不论地域国别，不看门第、不唯资历等新观点。司马迁这些观点，无疑是受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子和孔子的“尚贤”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选贤使能的历史经验，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反映了朝代兴衰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从本纪诸篇中可以看到那些胸怀抱负、欲有作为的国君都深知重用贤才的重要性。在《史记·范滩蔡泽列传》中记述范滩与蔡泽的对话:“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故天下以其君父为谬辱而怜其臣子。”〔川这段议论虽属蔡泽所讲，其实同属于《史记》的人才史观，观《史记》记载，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大秦帝国，就是因为几任有理想抱负的君王能够任用贤才，使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发展均超越其他六国，逐渐形成统一之势。秦孝公欲成霸业，用商靴而民富国强;秦惠王继承故业，用张仪而延续富强，秦昭王用白起，破赵败楚成统一之势，范滩以远交近攻之谋继续退败六国，秦始皇更是在李斯、王剪、蒙恬等人的辅佐下统一了六国。

范滩、蔡泽二人均为秦昭王时任用的贤臣，都属惆搅非常之人。《史记·范滩蔡泽列传》记载:范滩本来是魏国人，早先因家贫而侍从魏国中大夫须贾，在随须贾出使齐国时，被齐襄王赏识而赐金，须贾回国后向魏王告发此事，范滩因此被鞭答以至肋骨折断、牙齿掉落，最终从茅厕中逃出，并在秦使的帮助下逃到了秦国。更名入秦以后勤见秦昭王，秦昭王虽然苛求贤才但是并没有立即重用范滩，而是让他暂时住下来。秦昭王自是想考察一下范滩有没有真才实学，而范滩也不负所望，能够隐忍发奋伺机向秦昭王展示出非凡才能，司马迁在记叙此事件这样写到:“秦王摒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踞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这里“踞”、“请”、“幸教”无一不体现了秦昭王对才能谋略的赏识，对人才的尊重。继而范滩大胆的提出了正和秦昭王心意的建议，即“废太后，逐根侯、高陵、华阳、径阳君于关外，”以加强中央集权。自此开始得到秦昭王的重用，并成功驱逐了权贵，做了宰相。其后还提出远交近攻之策，瓦解六国对秦国的攻势。使反间计助秦军攻破赵国，最后还推荐才能不下于自己的蔡泽继任宰相，共同辅佐秦昭王。虽然范滩为人刻薄寡情，但对于秦国来说是无可厚非的贤才，范滩能够历经磨难、隐忍发奋，秦昭王能够任人唯贤、奖惩分明，正应了那句“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篇末太史公曰:“……范唯、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范滩、蔡泽能够相继做了宰相，成名于天下，不仅因为他们能够在磨难中奋进，还得因于在秦国统一之势下秦昭王的礼贤下士，“千里马”与“伯乐”即“贤臣”与“圣君”相得益彰，司马迁的“尚贤”思想在此展露无遗。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集团内部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统治集团内部出于个人利益而引起的明争暗斗往往阻挠或限制了部分大臣才能的发挥。最明显的案例莫过于许多君王为维护统治而任人唯亲，并有“上以亲故，常宽赦之”。司马迁对此在《史记》有关篇章中进行了深刻揭露。

在《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中汉文帝对兄弟的极尽宽纵，淮南厉王刘长与汉文帝是同父异母兄弟，他母亲原是赵王张傲的妃殡，后因赵相贯高的谋反被株连，以怀有身孕向皇上汉高祖求情没有得到理会，最终生下厉王后心中怨恨而自杀，皇上对此后悔莫及，把厉王交由吕后抚养，因此厉王能够在惠帝和吕后当政时期有幸免遭政治迫害，并且与汉文帝关系较为亲厚。在文帝即位后，厉王刘长更加骄横不逊，经常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文帝则念及手足亲情，每每都宽恕于他，因此更加纵容了刘长的骄纵气焰，传中记载:孝文帝三年，厉王刘长跟随孝文帝狩猎，因其母亲曾求救于辟阳侯无果而自杀，心中一直怨恨，因此一直借机求见辟阳侯，借此时机，刘长“即有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到之。”一位开国侯爵就这样轻易被杀害了，而汉文帝对于杀人凶手则是“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自此以后厉王刘长更加骄纵:“不用汉法，出入称敬桦，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在孝文帝六年，刘长想要谋反起事，被朝廷发觉，被召入长安。经此，相及其他大臣皆冒死启奏，请求将刘长依法治罪，大家共同认为“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结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各臣等议论如法。”而文帝的态度仍然很宽容，赦免了刘长的死罪。可以说文帝任人唯亲达到了令众大臣寒心的地步。观司马迁所做此传可以看出，文帝对自家兄弟的纵容不仅没能使他们尽心辅佐社翟，反而令他们走上了反叛的不归路，这种任人唯亲的行为同时让众多忠臣良将或是遭受迫害或是遭到忽视，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