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教会学校对体育的传播起到了拓荒者的作用，由于教会学校采取西式教育的办学模式，故教会学校非常重视体育锻炼。就课外体育运动开展的内容和目的看，教会学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修养身心为目的，内容以田径、球类、郊游、游戏为主的课外体育运动。早在16世纪中叶在中国建立的圣保禄公学便规定:“星期天及其他圣日为体整日，所有的人均应登山散心，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教师们每天下午教完课后亦可登山”[12];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4年镇江建立的美以美会女子学校规定:“学生下午课后不能私自出校门，必须在学校进行游戏活动”。  

1902年美国基督教会创立的协和书院也非常重视课外体育活动，要求“每天下午四点一刻为课外体育锻炼时间，同学们都涌进运动场，各就所好，各展所长。田径场上跑、跳、投、跨;球场上有足、篮、棒、网。锻炼场面十分活跃”。另一种是偏向培养军事技能的童子军体育。童子军体育的发起人是罗伯特·贝登堡，1889年驻守在南非马弗京(Mafeking)的贝登堡希望年轻人能有刚毅(fortitude )、积极(initiative、适应(fitness、胆量(daring )等品质，为此，他对年青的士兵实行日夜追踪、阅读地形、跟踪和隐藏、掩护和支援等方面的训练[[I S]。在此基础上，贝登堡于1907年在南英格兰的白浪岛召集了22个男孩进行露营并称此为童子军实验，他明确规定童子军需通过追踪、阅读地图、发信号、急救和户外活动(游泳、烹饪、航海、攀登)等方面的训练以补充书本教育的不足，进而达到发展儿童领导技术、个性、未来公民健康的目标。贝登堡的童子军体育很快风靡全球并于1913年在我国武昌的教会文华书院获得开展，文华书院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童子军义勇队”，“童子军义勇队”练习内容涉及救护、烹饪、游戏、操法、野营、旗语等，从这些练习内容看，无出贝登堡提倡的练习内容左右。文华书院童子军创建后影响很大，次年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华童公学、格致公学纷纷创办了童子军。总之，无论是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的课外体育运动还是童子军体育，教会学校组织的课外体育运动成为向中国展示西方体育的窗口，开创了课外体育运动的先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体育的传入和发展，竞赛运动也受到了学校和政府的推崇，召开运动会成为学校和政府的例行公事，运动会的规模也愈办愈大，校级、县级、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的全国性运动会(我国于1910-1948年间共举办了7届全国性运动会)纷至沓来。各级运动会的开展对课外体育运动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运动会所采用的田径和球类等比赛项目为课外体育运动的项目选择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得到了师生的广泛认可，田径和球类也成为课外体育运动的常见项目。第二、随着运动会的稳步发展，社会影响力的逐步攀升，参与人员也水涨船高，尤其是全国性运动会引得全国各大报刊的关注。如，《申报》开设了《全国运动会纪念特刊》对第5届(1933年)全国运动会进行专门报道。运动会的“曝光率”诱得学校日益重视体育，他们将运动会视为展示学校综合实力的平台，特别重视学生技术能力的培养，极大地推动了课外体育运动的开展。    

总之，明末清初士大夫对人性和人欲的探索以及西洋知识的传入为之后体育运动的兴起埋下了“火种”，而近代中国体育救国思潮的响起和士人对课外体育运动的提倡瞬间将这一“火种”点燃，教会学校体育的开展以及各级运动会又对课外体育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把薪助火”的作用，至此，课外体育运动在中国获得广泛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