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深知现代军备与训练需款浩大，当时的中国已经负债累累，又何来浩大的经费?最终解决尚须要有富裕的人民。藏富于民是中国悠久的观念，他问:“民不足国孰与足?富民之本，在精治农、工、商、矿、转运之业而更新之”。所以要达到强兵或富国的目的，一定要“以举国之力、全国之才，函从事于物质之学”，方克有成。 康氏心目中的物质之学，包括算学、物理、化学、机械、土木、电机工程，以及铁道、邮政、电信等等。旭日东升的“新世界”有此物质之学，无此物质之学则仍属“旧世界”。新世界的效力千百倍于旧世界，能够“缩远作近，照暗为明，省日增寿，速行开智，倍植人口，开辟地利，增产滋富，移风易化，治国强兵”，而旧世界犹如“大风之震落叶，怒潮之卷昆虫，莫不摧破毁灭矣”。于此可见，康有为认为基于物质之学的现代新世界，才能导致知识、道德、习俗、与政府之改观，康氏的物质史观于此可见。    

康氏的新世界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他亲眼所见的欧美世界，使他深信现代国家之强弱完全取决于物质文明的高低。他举例说:英国首创物质学，所以最先称霸大地;美国虽无杰出的哲学家，但物质甚精，国力亦称宏大。意大利与西班牙崇奉神学，哲学虽深，然因物质不精，国力亦微。比利时虽小，因精于制造之业仍能立国。荷兰首创航海业，遂在南洋称霸。康对德国之崛起，印象尤其深刻，德国自从战胜法国以后，“专讲物质、工艺、机器、电化之学，事事业业皆有专学，讲求不过二十年，今遂胜于强英”。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根据物质之学的成就，判断德国与美国将会“雄飞大地”，不无先见之明。    

康有为认识到德国的富强由于专精工学，德人重视各级工程学校，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建设工场，完善设备，于是无论矿学、土木工学、桥梁、机器学、纺织，甚至玩具等，都是专门之学。他曾访汉堡的高等工学院，该学院原有五科，后增设数学、物理、电学、建筑诸学，学生人数在十年内从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这使康益信德国的崛起要因在科学与工业上的成功。德国也有学校开设绘画、音乐、铁道，邮政、电信诸学。康有为特别留心德国，显然是想要中国师法德国，他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从贫穷转致富强。中国虽已有新学堂，但以康之见，实用的物质之学仍非常不足，更不幸的是新学堂“稍拾一二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与及日本重复粗恶名词若世纪、手段、崇拜、目的等字，轻绝道德而日尚狂嚣，叩以军国民实用之学，则无有”。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务虚而不实。    

德国以外，康有为敬重美国物质文明之盛，他认为美国之崛起，“东定古巴，西取吕宋”，无他，就是“物质之学盛，而工艺最精故也”。康自称曾遍游美东大城工厂，他看到经常有超越欧洲的新发明，亲见其算盘，一秒钟可算三百个数字。他在首都华盛顿知道美国的专利局自1795年成立以来，已发190500个专利权。康认为发明之多使美国从旧世界迅速进人新世界。    

康氏不曾用过“资本主义“( capitalism)一词，但熟悉垄断经济的“托拉斯”( trust monop-plies)以及其他流弊，对富豪钢铁大王“卡利忌”(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煤油大王“落机花路”(洛克菲洛，John Rockefeller)等人乐于布施，慨捐巨款筹办大学，以及开设图书馆等，备致敬意。卡内基一家就捐赠1300座图书馆，占纽约所有图书馆的十分之一。美国富豪能够作大规模的慈善事业由于他们本身极其富裕，而富裕主要来自石油、钢铁与电力，都是康有为所说的物质文明。北美的庞大财富能于十八年间造就如加拿大的“湾高华”(温哥华，Vancouver)、美国的“罗生技利”( Los Angeles)这样拥有十余万人口以及壮盛宫室、园林、学堂、公馆的大都会。康氏在这两个都会都住过相当一段时间，亲见“电车如织，电灯如月”。他到美东后又发现东岸比西岸更加繁华。康氏认为美国的财富、逸乐、繁荣主要来自其物质文明而非其民主自由，知道他的一贯信念，并不为异。贫穷的墨西哥正由于革命与共和制度而缺少物质文明之故，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负面的例证。    

康氏给予物质文明至高无尚的评价，因觉其极端重要而又不可能一践可几，必须长期经营。他指出议会、行政、法律、财务以及译述，都可能于相对短期内完成，但是科技与工业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有成效。他素来主张议会制度，但他有鉴于中国物质文明落后而出现的生存危机，不免怀疑靠议会制度能否抵御外侮。他直言:“我海军未成，陆军未练，道路未通，气电未解，工艺未开，而强敌之交压而进迫，谁敢保其不来?一有来者，既无御具，何以待之?”萧公权先生曾指出:康氏“从未放弃自以为圣贤的自信”，但现代西方文明所呈现的富强气势，使他甚感压力，欲以物质救国。康氏读了不少中国书，也略通欧美之学理、事迹、风俗等，愿意舍命救国，“然使物质不兴，则即令四万万人者皆如我，然已无补于亡矣!”他自知对物质之学无专长，对救国实事难有贡献，但认为教主不能救国，应学俄国彼得大帝到西方苦学造船三年;归国后以实学教导国人，“卒以海师霸北欧”，但自惭不能像彼得苦学实学，引以为耻。康以实学为救国要务之坚强信念，昭然若揭。    

康有为更提出经由物质与工业走向富强之路的具体步骤，一方面“广延名匠”，邀请外国科技专家来华教导;另一方面“大派游学”，派遣不少于一万名游学生前往欧美、日本学物质、工艺、军事、机器、电器、化学等科目。当留学生五年后学成归国，每省可分到数十人从事制造电气等事业，其中聪敏者必能有可观的创新，而后可与万国争锋。    

康有为游历世界各国，知道各国之长，所以能够推荐游学生应到何国、习何科。他认为德国的工艺最精，但国人多通英文，自以前往英美为宜。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名重天下，但以哲学、神学、文学、医学、法律著名，康既以实学为重，也不以政治中心伦敦为游学的好地方，他情愿推荐英国工艺中心爱丁堡( }dinburgh}或伯明翰( Birmingham)，视为物质之学的源泉，因是华特( Watt与达尔文(Darwin)的家乡。他亲见“苏格兰工厂如林，而学堂乃精于物质”，更何况物价较廉，故最适宜游学生学习。    

若专学电学，康有为建议前往美国，认为其电学为“全球第一”，美国人佛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首先用风筝从雷雨中测到电的性质，故其雕像竖立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康氏去过许多美国名校，除了哥伦比亚之外，还有哈佛、耶鲁、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与宾西法尼亚。他发现美国在学术上尚不能与先进的英、德同日而语，但就物质之学而言，特别在电学与化学上，可称首屈一指，尤其是康奈尔大学的电学“全球第一”。他觉得电学愈来愈重要，而美国电学举世无双，自宜多派学生赴美学电，更何况学费要比欧洲国家便宜。至于美西如柏克莱加州大学亦擅长物质之学，而学费更省够。   

如果要学习工程、农业、商业与航海，康氏建议前往德国，他在柏林见到许多技术学校，尤其擅长实验性科学。他以为德、英两国最精于制造军舰与大炮，而德国生活花费仅英国之半。中国自应多去德国接受技术教育，即使学习德文势必要多花一、二年的时间砂。意大利在他的印象中要比其他欧洲国家落后，不过他觉得意大利的绘画技艺仍然值得学习。惟他心目中的绘画实际上是工商业制图，任何发明需要蓝图才能制造;制图若不精确，工业产品不可能有高水平。所以他认为“尤当遣派学生往罗马及佛罗炼士(翡冷翠Florence)诸画院学之，兼及刻石，师其画法，以更新全国，且令学校人人学习，然后制造工艺百物，乃可与欧美竞销流也。至于日本，由于邻近中国，一衣带水，当时已有数千留学生，但令他痛苦的是学“空学者多，而实用者少“。日本的物质之学虽不如欧美，但各类物质之学也都具备，又因“地近而文同，费省而学易，以补中国之所无，则为益多矣!”  

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为了加强物质之学，不仅主张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而且知道须同时在国内遍设技术与工业学校，尤其在上海、天津等都会区开办工业学校。他认为要办好这些学校最重要须有好的老师，须不惜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至关重要，如美国最初也以“丰厚修金”礼聘国外“名匠”，所以“若我能出重资而聘之，则各国实业专门绝出之技艺，不数年间，可尽收吸之也”够。因如果不得其人，“以至旧废之法来教，不如不学之为愈也”砂。    

康如此强调物质之学，亦有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之无所作为，甚至他的变法同济，也不知如何着手，而革命党在他看来只知呼喊自由与民主的口号，都不明事情的紧迫性。康氏相信国人如了解物质之学有关国家的存亡，当会接受他开的“药方”。他认为当时如将为太后祝寿的花费以及大量赔款的十分之一拿来资助留学项目、建设工业以及开设学校与博物馆，中国也许已有许多训练有素的人才、优秀的科学家与技师，国家亦可能已经崛起。    

康有为要落实物质之学，尚有其步骤，他说:“凡举一事也，皆相牵连，不易其乙，欲举其甲而不可得也。夫成物质学者在理财，理财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先立乡官，开省、府、县、乡之议院”。也就是说他认识到成事需要配套，需要执行与监督。他认为如能落实，即便广东顺德一县就可得数千万利润，可比美丹麦或德国的汉堡。他乐观的看法是，一县如此，中国有二千个县，成效不言可喻。总之，康有为出乎寻常的重视物质之学，因有鉴于现代物质文明在欧美的昌盛，相对中国的落后有亡国之虞，故提倡物质救国。然他急切的爱国心并未减低政治改革的热忱，以及对大同世界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