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游历世界，见到工业化西方列国之富盛，不免既惊又惧，深怕中国会被现代潮流所淹没。中国于义和团事件之后几被瓜分，对康而言最遗憾的是并未动摇慈禧政权，而光绪仍在软禁之中。慈禧虽于劫后开始新政，但仍然拒绝解除追杀康有为的命令。康氏处此境遇自有其强烈的使命感，诚如其于结束旅行后所说:他要为垂危的中国开起死回生的药方。    

当时的中国既贫穷又衰落，与西方之富强形成强烈的对比，完全无法抵御外力人侵，濒临危亡。中国之病症有目共睹，但康未见有人能正确地对症下药，他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现代的工业文明。他担心当时革命党人所开的猛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改良与革命是1900年代两帖全然不同的药方。革命运动于庚子事变后崛起，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引发了革命党要共和、改良派要立宪之争。    

康有为反对革命的立场非仅为了忠于光绪皇帝，更由于他的思想背景。他坚信文明演进不能撇等，中国在现阶段不能搞革命，否则将导致破环与动乱，甚至无端流血。康于1904年游览法国时启发他写作《法国大革命记》，其中注意到法国在议会制成熟前，贸然随美国之后搞革命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如中国也贸然革命，由于时空有异于西方，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康指出:若法国革命丧失一百二十五万人之性命，中国革命将会死亡数百万人之多，而幸存者亦将成为乘虚而人的白种人的奴隶。所以他的结论是:革命绝不能带领中国走向工业化之路。    

以康之见，革命党宣扬民权、自由与共和来“煽动全国”，误以为可以致富强;其实错误用药，“必将因药受毒”，认为可“令人发狂妄行，子弟背其父兄，学者犯其师长而已”。他因而视革命的概念不仅抽象无用，而且会制造混乱，不禁忧虑革命党将危及国家的生存。据他所知，西方的自由概念旨在解放奴隶制度、中古封建或天主教会，而中国两千年来既无奴隶也无封建，故全无革命与解放之需要。他指出自由在西方受到法律的限制，欧美国家谨守法律，而其国人尊重规矩与自律要胜过国人百倍;再者，西方的自由概念，并非在中文里可以为所欲为的意思。他认为若在尚无自律与法治的中国倡言自由，是疯狂之举，将使年轻一代自我纵容，漠视做人的基本道理。他游德国时，见到“整齐严肃之气象迥与法国异”，认为“此德之所以强也”，所以“方今中国散漫无纪正宜行德国之治”;若反向而行，“而欲以自由救之，所谓病榻而饮鸿也，其不至死不得矣”。    

于此可见，康有为之所以反对革命，因为在他看来唯有改革才可能促使中国的现代化，他的关键词就是“物质文明”。他注意到英国在哲学与革命理论上不如德法两国，但仍是举世最为富强之国，即因其物质文明最为精致。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凌驾世界，主要靠他们发明机械与创新制造业。即使美国的工业化较欧洲为晚，但也已经是世界强权之一。欧美经验使他更加确信，工业化绝对是现代国家成功的钥匙。康氏知道物质文明的内容极为繁富，他最关注的是工业生产、轮船、铁路、电气、大炮、军舰之类，因这些东西是导致西方国家快速富强的新进项目。他引用洛克(John Locke, 1632一}704}、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一1679)、弥尔(John StuartMill ,  1806一1873、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一1882)、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  1820-1903)的事例来证明物质之重要。他对这些英国学者的理解虽过于简化，但无疑在凸显英国的“实学”( utilitarian learning)有助于英伦三岛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帝国。    

康有为的思想在1905年有所转变，自与其周游世界的感受有关;之前他比较注重政治改良，之后他强调物质建设，努力学习西方科技。魏源曾说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对康而言，夷人的长技就是科技，也是中国迫切所需。洋务派如曾国藩、李鸿章、郭篙熹等人都理解魏源所说，但他们都忽略了科技背后的西方知识与学问，因而无法自制武器与设备，只能向国外购买。工厂虽然建立了，但成效不彰;招商局开力、了，有了商船，但久无中国籍船长。康欲更深层掌握科技之热忱，情见乎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