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这四大文明古国文化积淀深厚，音乐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域风格特点。我国传统音乐最早追溯到先秦期间，何谓先秦?即春秋战国期间。跟西方音乐的成因一样，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也与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在这期间，文学上呈现了“百家争一鸣”的局势，形成了最具代表性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儒、道、墨、法”四家，这四家的存在不论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进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音乐文化的兴起与繁荣离不开统治阶级的重视，而统治阶级之所以重视音乐文化的原因是受到儒家礼乐制度的影响，统治者们把音乐当作是管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周朝时期的成立的“大司乐”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机构可以说是当时机制完全且具有规模的官方音乐教育组织。乐府最早是秦代设立的音乐行政机构，随着汉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汉代在沿袭这一名称基础上，对乐府进行大规模扩张和重建，其主要职能是对搜集民间的音乐文化进行整理和改编，根据民间音乐重新填写歌词，结合时代背景进行优化，编制出适合演唱和演奏的音乐作品。汉乐府这一系列的音乐活动不仅促进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快速繁荣，也对后世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乐记》是我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的音乐理论类著作，也是集儒家音乐美学思维之大成的代表书籍，书中资料自先秦始，集结成书于西汉期间。其内容涵盖了音乐的各个方面，表达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强调音乐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音乐美感的认知。建议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并突出音乐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触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建议使用音乐与办理朝政、规则社会风气、礼治、道德教育等相配合，为控制者的文治武功提供了有效的措施。《乐记》是儒家文化中音乐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我国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家稽康提出的《声无哀乐论》，标志着在音乐方面开始探求音乐的特殊性和音乐的内部规律性，为音乐的审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在此期间，音乐美学思维和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维既互有融合又各具抵触，儒家重理性，以合度为美，认为音乐有利于保护等级控制;道家重清闲，以天然为美。如稽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抵触的代表，如阮籍的《乐论》即是融合体现。这一期间比之前各个时期更偏重音乐的规整统一，音乐的审美以琴乐、相和歌、清商乐为代表，关于寄情山水和借景抒发的音乐尤为突出。 随着隋朝大运河的开凿、海陆丝绸之路的通航，唐朝呈现出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荣昌盛局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与周边各国的乃至通航通运的国家联系日益频繁，促进了音乐文化的积极发展，使南、北方的音乐文明在经历了长期的隔绝之后又再一次有了新的沟通与融合。以汉族“清乐”为主的音乐，吸收了外来音乐的有利要素，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使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扬，除此之外，在记谱法、音乐理论的研讨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与完善。    

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开放的巅峰时期，这一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是塑造东西方历史文明的典范。唐代的歌舞大曲是这一时期美学特征的最好体现，立足于文明开放的环境，歌舞大曲吸收大量的外来优秀音乐文化精髓，再结合时代背景加以改造，创作了具有特点且极具欣赏性的美妙音乐。    

宋代城市瓦舍、勾栏的技艺绚丽多彩，各种音乐艺术的演员也具有相应的艺术集体。在北宋庆历年间，毕异创造活字印刷术，使各类音乐书木有了刊印的可能，从而使音乐得到更多的遍及。元代海外贸易的昌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也逐渐频繁。宋元期间的音乐审美相比较隋唐期间的音乐审美又上了一个台阶，首要表现为南北民族文明的混融所发生的多元音乐审美。宋元期间的音乐需求有真实的反应实际生活，创造者领会生活，走进生活以获得真情实感，才能将生活音乐化、艺术化，使观众得到美的享用。也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一期间，音乐的审美现需求真实性，客观性。    

明清期间城市昌盛、市民阶级强大，各地呈现了各种不一样特性的音乐，例如民歌、小曲、弹词、鼓词等等。结合特定时代环境来看，明清期间的音乐审美特征恰是关于多种特性的俗乐为特征的、与社会日子息息相关的、富于抒发性和戏剧性的音乐美寻求。认为人的认识在音乐创造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起应以“天然为美”，音乐的创作根据其性情而定，内容上抒发情性而不受“礼”或  “天”的绑缚。    

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音乐审美观的演变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周秦时音乐更多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得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再到宋元明清时期，音乐文化逐渐更加贴近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