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两国社区治理政策的历史演化具有共同点，就是都开始于19世纪末的社区睦邻运动，六十年代在政府的“反贫困”政策背景下，社区服务得到一定的发展。进入八十年代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政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社区发展的资助与支持。九十年代后社区被重新发现，并被置于社会发展的战略平台上，形成了政府宏观指导、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善治格局。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民间自发的社区运动    

英国的社区治理实践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884年，东伦敦教区的牧师巴涅特在伦敦东区建立了一个大学社区睦邻服务中心，命名“汤恩比服务所”，倡导居民的自助与互助精神，旨在降低社会贫困，减轻社会弊病，成为英国社区睦邻运动的开端。社区睦邻运动短期内迅速传遍欧洲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它成了一场社区改造运动。由于社区睦邻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1922年在伦敦举行了首次国际社会服务工作会议,1926年成立了国际服务所及邻里服务中心联合会。英国社区睦邻运动由此奠定了英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基础与慈善和志愿的传统。    

(二)二战后英国社区治理的缓慢发展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社区的真正兴起与繁荣是在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以“反贫困”为主要目标，英国内政部实施了“社区发展工程”。“通过这项工程的不断推进和实施，以社区为基础、以反贫困和社会排斥为目标的各类组织和社区行动得以激活，社区服务的领域也随之扩展至教育、医疗健康、居住、公共安全及弱势群体的照顾等社区的方方面面。  

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执政

时期，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对英国公共服务进行改革。这一时期，英国实行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英国政府在社区发展上的资助萎缩，放弃大规模的社区发展项目，社区发展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但“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区发展的理念在英国社会被广泛接受。”不仅地方政府实施的反贫困项目承继了社区发展的理念与方法，其他一些民间基金会、社区企业、志愿者组织等也广泛地使用了社区发展的基本运作方法。同时，80年代，英国保守党认为政府、市场作为单独的福利提供者都有其缺陷，提出了福利多元化的政策思想，主张社会福利与服务应该由国家、市场、家庭与志愿组织共同提供。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治理逐渐走向多元化，提出社区服务的主体除政府外，志愿部门、非营利组织、邻里社区与家庭等也应成为社区服务主体。    

(三)90年代后英国政府社区治理的战略推进    

1997年，工党获胜，布莱尔政府上台伊始，推出了所谓“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混合经济模式，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伙伴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以及推进社区建设以及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来实现包容性社会。在此，社区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社区重新进入英国政府的政策决策视野，并被提升到了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在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新工党政府的社会经济路线中，社区是推行各项社会政策的有效工具，社区能力建设议题如社区健康、社区扶贫及社区复兴等，被纳入许多公共政策计划中，正式进入主流政策议程。“社区复兴运动”就是由布莱尔政府和反社会排斥委员会发起的，旨在通过能力建设来解决社会排斥和社区贫困的一项社区发展项目。其政策导向是:把公共和私营部门、自愿组织与社区联合起来，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及就业等领域实现相互合作、资源共享。除社区复兴计划外，社区赋权是当时英国工党执政期间城市复兴的另一个重要政策，“它主要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赋予本地社区以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其政策导向在于强调自治组织与社区部门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的角色，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此，英国政府还与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及居民建立了本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商定了严密的思路与政策。在英国政府看来，应该是公立部门、私营部门、自愿组织和社区机构共同组成的政策联盟。在角色分工上，政府通过社区复兴基金、社区赋权基金等提供财政支持及项目审查等，并通过与其他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委托其他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直接承担项目计划。

总之，在“新工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社区与参与、社会资本、责任几个核心概念一同构成‘新工党’意识形态的支柱性基石。”

二十一世纪，英国社区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迎来了“再次扩展”的发展机遇。几乎在所有复兴、包容和健康改善项目中，社区参与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社区赋权项目一一社区新政计划，为了最大程度鼓励社区参与，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度，仅在1999- 2000和2007-2008年间，即投入了近2.5亿英镑。此外，“全英赋能合作”项目在全国各地得到开展，政府、志愿者组织、社区，以及各类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受到高度重视。2010年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合作并由卡梅伦筹组成立了新政府，卡梅伦政府批评工党式大政府规模过大，造成社会原子化的难题与社会活力的削弱，提出政府的责任在于创建一个更强、更有责任感的社会。在此施政思想指导下，卡梅伦宣布启动“大社会”计划，“‘大社会’计划提倡和支持一种新的责任文化，鼓励人们在社会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经验与金钱，提倡在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公民和企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大社会”有四方面的理念内涵,进一步扩大社区自治权力，进一步放权给地方政府，支持慈善机构、社会企业等非营利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建设高效透明政府。”“大社会”计划的核心议程主要有三项:社区增能、社会行动与公共服务公开，旨在帮助慈善组织、志愿组织和社会企业等非营利组织成为建设“大社会”的核心力量。同时，这三项议程的内容都与社区相关:社区增能“目的是希望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即居民有充足的自由和权力去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服务，而不总是依赖政府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为此，政府把权力与资金大规模转移到地方与社区，使之自主发展。

在“社会行动”方案中，政府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以鼓励人们参与志愿行动与慈善事业，如设立全国性的“大社会日”，鼓励公务员定期参与社区活动;推行“公民服务计划”，鼓励青少年参与夏季社会服务。而对支持“大社会”计划社区的热心民众，政府对其进行专门培训，帮助他们成为社区的组织者。在公共服务改革方面，卡梅伦政府将公共服务范围划分为个人服务、邻里服务(社区服务)与委托服务三种类型，在“分权与选择”的理念引导下，将公共服务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社区与公众。卡梅伦政府在2012年通过了《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把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行为法律规范化。“法案要求社会组织在履行购买公共服务的合同时，要考虑改善社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同时评估目标机构的服务为服务对象社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与环境价值。”由此，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运用通过分权，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社区，注重社会力量来解决自身存在的社会问题，体现了英国政府面对民主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自我修复。    

从总体来看，英国政府社区治理的基本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对社区高度重视，并长期把社区作为具有战略价值的治理平台。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困难，英国政府都是把社区建设作为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抓手。第二，政府主张采取多元化的社区服务和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形成政府、市场、社区与志愿部门合作治理的模式;第三，在英国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中，城市社区志愿组织、营利组织、邻里关系等社区资源，与政府的社区服务体系对接，促进了社区的良性发展。其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政策制定者、社区发展规划者、社区服务倡导者、法律环境规划中的指导者、资本主要赞助者和购买服务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