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发展以后，私有制和阶级开始出现，国家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器，同时也成为强大的物质财富生产机器，人类进人“市民社会共同体”阶段，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欲望的支配下出现异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市民社会共同体”称之为“虚假的共同体”。金属工具的出现导致生产力的提高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诚如恩格斯所言:“这个社会陷人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认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认面。而为了使这些对认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可见，国家的优势在于拥有政权和暴力工具，有能力对家庭、民族、宗教以及各种类型的共同体进行全面控制。作为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国家也只有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才有能力支撑国家政权的存在。国家的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法律对国家成员的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意味着个体必须直接对国家这种共同体负责，国家范围内的各种共同体也必须对国家负责。如此看来，国家的出现是对人类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一次质的变化，国家通过将多样和多层次的共同体进行吸纳和融合，便成为了.种更普遍、更一般、更强大的共同体形态。如果说国家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形成的政治共同体，那么宗教就是通过信仰的方式形成的精神共同体，二者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阶级社会中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法律对公民普遍实施，甚至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通过遵守法律可以获得自由和安全;而宗教则以信徒在上帝、佛、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要求所有信徒通过共同的信仰获得精神的慰藉，通过虚幻的方式求得精神的解脱。国家和宗教实质上都属于抽象共同体，国家属于政治抽象共同体，宗教属于文化抽象共同体，二者都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人类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国家和宗教都是人类针对同样的现实矛盾采取的不同解决之道，即在阶级社会中如何平衡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问题。此问题最终被化约为阶级社会中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冲突和平衡问题。    

国家出现以后，统治阶级个体成为国家利益的享受者，而被统治阶级个体成为国家利益的牺牲者，这种利益的输送和分配通过市民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完成。黑格尔把国家视为绝对自在自为的人的意志及其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和理念的存在，而现实中的国家制度，在他看来不过是国家理念的表现。黑格尔把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区分，将市民社会划归为外在的国家，认为它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结合形式。黑格尔认为“‘理性’统治世界，同样也统治世界历史”黑格尔的国家观无疑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国家领域的展现，在他看来国家是人类历史绝对精神的产物，国家普遍性蕴含在合理性之中。恩格斯因此批评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指出，“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和马克思完全一致，马克思也认为国家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政治表现形式，他说:“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矛盾出发，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现实进行了反思，揭示了市民社会中人与物的价值倒错、私有财产的二重性、分工的片面固化、自由平等人权的虚假本质。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共同体”虚伪性的逻辑进路是，从商品经济社会最普通的物质载体即商品人手，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为支点，以工人劳动力为杠杆，终于撬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层层外壳，探索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外衣所隐藏的惊天秘密，发现了资本家发家致富的奥秘，找到了工人被剥削被压榨的原因。    

国家在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自然产品逐渐演变成为商品，而人类对商品的依赖性则导致人类社会的控制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通过商品的生产和消耗得以实现。人类社会进人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人类社会过去一切财富的总和，人类从“自然共同体”进人到“市民社会共同体”是历史的进步，认为“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了。但他们在认可资产阶级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贪婪驱使下的社会化大生产给人和社会带来的扭曲和异化:人被金钱所迷惑，甸甸在金钱面前;社会变得腐朽，人性变得贪婪;有钱人醉生梦死、挥霍无度，而工人阶级则贫困潦倒、一无所有;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所得到的回报就越少，工人们在生存的逼迫下不得不与资本家签汀合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当资本成了商品，资本的异化便开始加剧;当劳动力成为商品，人的异化就走向极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商品、劳动力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以资本、商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对于资本家而言，劳动力变得可以自由买卖了，但对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而言，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人格被物化和自由被弱化乃至被剥夺。事实上，如果工人缺乏基本物质生活保障，那么其在现实世界就根本无自由可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这种虚假的自由表达了他的愤怒，他说:“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自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火，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上物的力量。  

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国家的发展在加深人类阶级矛盾的同时也在集聚消灭人类阶级矛盾的力量，国家对于阶级矛盾这种“否定之否定”功能是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实现的，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狡计”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论表明，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了与社会相异化的种子，这颗种子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后不断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颗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这棵参天大树进行解剖和批评的经典著作:“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侄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的阶级本性也进行了剖析:“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认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揭示出是国家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国家属于统治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但由此，国家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认人格化的共同体存在物，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利益追求。这种存在物被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的巨大海怪，它不仅使被统治阶级在国家面前显得渺小和卑微，而且，即便是某个统治阶级的个体或者集团，在强大的国家力量面前也经常表现出无能为力。国家力量不断强大的背后是统治阶级力量的不断强大及统治阶级利益的不断强大，其阶级力量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统治阶级中的个人或者少数人，国家似乎已经发展成为了.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须存在状态。然而，国家恰恰是在其巅峰状态完成了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历史使命:人类进人现代化以后，以高科技为主导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导致人类社会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使人类具备了以物质的力量来矫正物质的异化。国家这种建认在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普遍共同体也将会被新的共同体形态所替代。也正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只要私有制存在，剥削必然存在，阶级矛盾必然存在，国家必然存在，所以国家的消亡只能通过消解国家生成基因的方式解决，即消灭私有制。只有彻底摧毁生成国家的基因，人类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走向“自由联合体”这种“真实的共同体”。当然，这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客观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认识并非完全来自于他们个人的天才，而是主要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类精神活动所发挥的时代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对于这种时代作用的敏锐感知力和深刻思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