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体育强国”理念与国民需求层次提高

民国建立后，虽然很快陷人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但内外环境较清末相比有了一定的好转。一方面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对中国的侵略有一定放松，使国内生存与安全的压力稍减;另一方面各地军阀为了壮大自身力量也颇注重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社会各方面有一定发展。这一时期“体育强国”理念为更多人接受，除了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迅速，也深深影响了普通民众。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较低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一层的需求会相继产生，而且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并不会因为高层次需求的出现而使低层次需求消失。在这一背景下，民众在生存和安全需求获得一定满足的基础上，出现了初级的社会归属需求和尊重的需求。具体表现在民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上升，并有了对体育交往的期待。同时政府及国民非常重视体育在国际交往中的意义，寄希望中国体育健儿取得成绩，甩掉“东亚病夫”的称号，获得他国尊重。体育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启蒙与救亡双重使命，城市体育空间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2 学校体育空间水平提升

民国时期按照《课程纲要草案》“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并被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在高校，田径、球类等体育项目逐渐取代了兵式体操和游戏体操，成为高校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课外体育活动也逐渐丰富多彩，校内体育锻炼的风气也日渐形成。规范化的课程需要高标准的体育设施。1916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其中要求各学校修缮体育场地，添置体育设备，以满足学生课外活动的需求[13}。民国政府和各学校更重视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设，学校体育空间基本配有标准的400 m跑道和篮球、网球、摔跤等场地。如清华学校开始兴建西区体育馆，体育馆建筑面积4 000耐，内设各种先进的运动器械，与国际的高校体育馆水平趋同。在沈阳，为筹备第14届华北运动会，张学良在东北大学主持修建了当时全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即汉卿体育场。    

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基本与学校体育融为一体，参与各项国际、国内体育赛会的选手多以高等学校的学生为主。学校体育的发展带动了竞技体育的进步，学校体育空间的建设为竞技体育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上海最早承办国际赛事。1915年5月15日，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中国派出以各高校和中学学生为主力的350人的代表队参加比赛，观众也达到了将近10万人。即使是开埠最晚的东北，由于奉系军阀的重视，以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为依托，仅在1928年到1931年就在沈阳举办了“欢迎法国选手运动会”“欢迎国际选手运动会”“第14届华北运动会”和“四国运动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3 社会体育空间多样化发展

民国时期热爱和参与体育活动的人群也从学生扩大到普通市民，社会体育逐渐兴起。因此对体育场地和设施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大批多样化的社会体育空间在中国南北地区各大城市逐渐形成。在南方，上海租界内建成虹口娱乐场，场内设有高尔夫球场、网球场，还有棒球场、曲棍球场等。但租界内的体育空间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到1928年才允许华人进人[14}。由于市民参与体育活动日渐频繁，上海地方当局决定自己建造公共体育场。1917年3月30日，中国自建的第一座近代公共体育场竣工，定名为“上海公共体育场”，地址在小西门方斜路，拥有楼房2座、足球场1个、300 m跑道1条和篮、排、网球场等，并设有妇女和儿童专用的活动场地。在随即颁布的《公共体育场章程》中充分体现了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特点，华人可以免费自由出人，并奖励民众运动。上海公共体育场成为主要城市公共体育空间，也是东南地区城市最典型的体育空间。在北方，如政治中心北京，薛笃弼任市长期间将原本已经荒废的地坛改建成公共体育场，运动设施在当时堪称完善，有网球场、赛跑场、浴池，甚至还有沙滩。在东北，市民也接受了将体育活动作为休闲娱乐的方式。“省城自平康里振武球房创办后，城内外继续添设者接踵而至，可见操是业者日渐发达。“每天午后二三点时，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概。这些球房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体育空间。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体育事业，奉天地方当局在沈阳古城东小河沿一带修建了一座公共运动场，并派专员进行管理和维护“每日有踢足球，及练习脚踏车放风筝者，颇显一种活泼气象”。    

除了大型的公众体育场馆的兴建，全国各城市还在公园以及街道的小块绿地中设有公共体育设施供市民使用。例如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立简易公共体育场规则》等法令，拟“以上海市各个体育场为主干，以散布全市的简易体育场为辅助，确实地把体育推行到市民的生活之中去”，并以公园为中心建设体育设施，吸引市民前往公园进行体育活动。1924年，王攒绪任成都市政公所督办时，在成都少城公园原有场地和设施的基础上改造成成都公共体育场。园内设有不少体育设施和健身器具，让市民十分便捷地享受运动的乐趣，社会体育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

4 民国时期城市体育空间的发展特点和供需关系状态

民国时期，城市体育空间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体育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是国人更高层次的需求推动的结果。行为地理学理论指出，行为是身份象征和社会属性认同的外在表现。因为民众在这一时期有了社会归属的需求，表现在外在行为上就显示出与社会主流体育文化相一致的趋向，即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从而推进了社会体育发展和公共体育空间的进步。这一时期，政府及国民开始非常重视体育在国内和国际交往中的意义，各级政府不仅积极派运动员参加国内、国际单项比赛和体育大会，还承办和组织大型国内、国际体育赛会，体现出中国想要融人国际社会的愿望。同时，寄希望中国体育健儿取得成绩，甩掉“东亚病夫”的称号，获得他国尊重，因此学校和社会体育空间进一步扩大和提升。第二，城市体育空间的数量和类型增多，规模和范围扩大，标准提高。由于市民有了初级社会归属和尊重的需求，希望通过体育社交，并在国际上得到他国尊重，这反映在体育空间上就要求城市体育设施和场馆在数量、规模和种类上满足市民需求，在水平和标准上符合国际统一要求。在各大城市，学校体育空间逐渐得到完善，球房、赛马场等专业性体育娱乐设施和公益性公共体育场相继出现并形成了一定规模;除了专门体育空间，公园、广场等也转化为潜在的体育空间。同时城市体育空间突破了旧城的范围，逐渐向城市周边拓展。第三，社会化与开放性相结合。这一时期体育空间突破了原有的承载体育活动的基本功能，向其他社会性功能转化，承担了公共空间的其他功能。如上海公共体育场曾作为“五四”运动时期上海“三罢”运动的集会场所，沈阳的小河沿体育场曾举行过“销毁鸦片”活动等。体育空间的结构也形成了学校体育场、公共体育场与生活区运动设施相结合的模式，在功能上实现了相互转化。    

这一时期民国政府大力倡导“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学生和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热情较高，全国基本形成了以学校体育为牵引和基础，带动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共同发展的模式，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民众的需求已经由最初级上升了一个层次。体育空间的发展模式是各项体育空间共同发展，供给方式扩展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种形式。中国城市体育空间无论是数量、布局、规模还是类型都获得了飞跃J胜发展;需求与供给同步提高，趋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