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一技能互补与高校扩招政策下的大学教育溢价趋势    

资本一技能互补(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y)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Griliches (1969 )针对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物质资本投人扩张引致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与薪资水平变化而提出，指的是资本与劳动投人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性，且物资资本投人与高阶人力资本的互补性要强于物质资本与低阶人力资本的互补性。伴随着物质资本投人的扩张，厂商推动技术进步便会要求参与生产的劳动力具备更高的技能或受教育程度更高，以实现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被称作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Krusell等(2000 )的研究进一步将资本一技能互补引人微观收人领域，指出高阶人力资本的劳动率与边际产出将随着资本投人扩张而渐进增强，这将刺激技术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进而会扩大高、低阶人力资本间的收人差距。

二、教育溢价与高校扩招政策研究回顾    

(一)西方学者关于教育溢价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工资溢价的关注，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与西欧劳动力工资溢价快速上升时期。部分研究者从供给侧角度出发，试图为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教育溢价提供合理解释。如Katz和Murphy (1992)分析了美国劳动力教育回报的W型收益特征，发现1960年代人口出生率的推高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使得高阶人力资本的供给扩张，并引致1970年代的教育溢价呈下降趋势，但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回落，高技能人力资本转为供给不足，教育溢价又逐渐回升。Goldin和Katz(1998)的研究发现，资本一技能互补虽然刺激了高技能人力资本需求，但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的反向供给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学教育溢价的上升势头。Katz和Krueger(1998 ) 基于美国高校扩招的视角，对这一时期的大学教育溢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阶人力资本对低阶人力资本的替代弹性为1. 5，高阶人力资本供给上升10%，可能会造成该群体工资水平下降约6. 6个百分点。    

(二)我国的高校扩招政策与教育溢价研究    

我国于1999年开启高校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自此呈现出跨越式大发展，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了一批具备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方超和罗英姿，2016)。这种“扩招大跃进”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了中国大学教育溢价逐渐成为教育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但所得研究结论迥异。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的研究发现，扩招政策的推行引致了技能劳动力间工资收人差距的缩减;邢春冰和李实(2011)、简必希和宁光杰(2013)的研究认为，供给扩张与有效需求的不足造成大学教育收益显著下降，从而降低了中国大学教育溢价水平。

三、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分析    

本文对资本一技能互补的研究涉及资本投人与高、低阶人力资本投人三个核心解释变量。资本投人方面采用永续盘存法，选取改革开放元年(1978)为基准年t，以固定投资形成总额和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当期投资流人，经济折旧率指标则沿用张军等(2004 )的研究结论。    

到目前为止，有关高一低阶人力资本的测度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标准。但学界普遍认为，相较于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更高(颜敏和王维国，2014)。因而本研究将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定义为高阶人力资本，将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定义为低阶人力资本，具体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经济活动从业人员指标则取自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并利用插值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由此可见，资本与劳动的互补性不仅能服务辖区内的静态经济增长，其空间溢出效应亦能促进相邻省域的经济增长，并且高阶人力资本的空间增长效应显著大于物质资本投人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变量( lnh一lnl )²的参数估计值为0. 020，说明高阶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低阶人力资本表现出更明显的不可取代性。因此，伴随着劳动力的省际迁徙，大学层级劳动力的教育溢价并未因高校扩招而呈下降趋势，空间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推动了大学教育回报上升，不断拉开大学与非大学层级间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最后，变量(lnh—lnl) ( lnk—lnh )²的参数估计值仅为0. 001 5，正向估计值虽然表明资本与技能存在空间互补，但该系数较小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仍需有微观证据进一步佐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1996—2014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鉴Duffy等(2004 )提供的总量生产函数，构建规模报酬可变的二级CES生产函数，采用空间计量研究方法，实证检验并分析我国资本一技能互补的现状和高校扩招后的大学教育溢价。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阶段经济增长依然表现出较强的资本依赖性，资本投人的驱动性较强，而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的贡献值依旧不高，但相对非大学教育层级的低阶人力资本，大学教育程度的高阶人力资本表现出更显著的不可替代性。第二，高、低阶人力资本在样本期内不断积累，通过知识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取值区间落在[0.0056531,0.5168834〕的范围内。最后，高一低阶人力资本在地理空间上存在自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资本一技能存在正向互补机制，同时，物质资本投人的空间增长效用显著降低，高阶人力资本的空间增长效应不断上升，由于存在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高校扩招政策并未降低大学教育溢价。    

(二)讨论    

本文考察了静态和空间资本一技能互补情形下的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大学教育溢价。然而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始终无法规避对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即如何达致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推断。显而易见的是，理论上，资本投人可影响劳动力市场上高、低阶人力资本的供给及大学教育溢价水平，但劳动力市场对此也能适时做出一定的反应，虽然既有研究已验证劳动力市场对资本投人的反作用呈微弱性(Flug和Hercowitz,2000) ，但即使是微弱的影响也可能会造成本文在资本一技能互补检验中的内生性偏估。因此，如何在技术上更好地处理异质型残值，得到尽可能无偏的估计量，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