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口知录》中写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唯太史公能之。”意思是说司马迁的议论不仅仅表现在“太史公曰”之中，而是更多包含在叙事过程之中，体现在具体的人物、事件上。司马迁在《史记》写作过程中从定人到选材、到写作，整个过程都以人才标准和用人路线等“人才”观点为着眼点。他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发现在“人才”选拔与运用上的古今变化的规律，为统治者提供详实的历史借鉴。因此，《史记》的创作并不是简单的搜集史料，罗列历史事实，而是在社会政治思想背景下作者自身学术造诣和文化修养的体现。个人品德的形成、思想的产生都与其生活的社会密切相关，从宏观上说，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社会的治乱兴衰，各阶层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人才制度的演变，不同哲学、思想流派的存在和斗争，都会对人才思想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微观上而言，包括家学传统、社会熏陶、思想继承、实践体验等等，受众多因素的影响，然后反映在个人的创作之中。因此，《史记》人才思想产生形成的背景与思想渊源也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内容。

(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帝国的鼎盛时期，与汉武帝统治相始终。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中总结道“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豪放的风格，和大汉帝国的磅礴气势是息息相关的。由于繁荣的经济和强盛的国威，使司马迁孕育了他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由于学术文化的从多远趋于单一，使司马迁深深感受了多元文化的可贵和思想自由的难求;由于森严的法纪，使司马迁感受了被蹂踊的人性是多么的可怜，被压抑的人权是多么的可悲、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发智慧的时代，那是一个笼络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是一个磨练天才的社会，司马迁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成长;《史记》一书也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这段论述精辟地说明了《史记》的创作与西汉社会背景的密切关系，而其中的人才思想更是孕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争霸中赢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统一的大汉王朝，然而面对的却是天下初平、民生凋敝。连年的战乱造成了农业生产破坏，经济衰败的残破局面，甚至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窘迫境地。如此窘境，自然难不倒受到众多能人异士辅佐的汉高祖，他英明地采用了“无为”政治一一以黄老之术治国，约法省禁、体养生息，惠帝、文帝、景帝不易其法，继续实行与民体息的政策措施，从而出现了汉兴以来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因此，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不仅记叙了汉初繁荣的商品经济，而且记述了诸多为经济繁荣做出贡献的治生人才，本篇结束语这样写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才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月意思是说:家有千金可比一都之君，家财巨多便能同国君一样享乐。体现了《史记》在对人才的认识上突破了前人轻视商人的观念藩篱。

适时的政治措施使得汉朝社会逐渐安定，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开始繁荣，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景帝采纳御史大夫晃错提出的削藩建议，虽经“七国之乱”但也极大的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汉武帝采纳主父堰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的建议，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军事上，启用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将领讨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官吏选拔的多元化、不拘一格的录用人才，在文化学术方面推行了开放发展的政策，等等，造就了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东汉著名史家班固，对这一时代曾作过高度的概括，写下了一段精彩的史论:“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当牧，弘羊耀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口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己。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明确地指出人才对一个时代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因此当我们提到西汉前期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创造这些奇迹的人，特别是具有奇特才能的人。汉初、尤其到武帝时代，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纵观《史记》，记载的明君、贤相、良将、奇士将是多少?说数以百计亦不为过。是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的评述，是人才辈出的大时代给予了源泉般的史思。司马迁记述他们，评论他们，从这些人才的生平事迹中进一步总结归纳出对人才问题的观点。

(二)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

《史记》的人才思想除来源于西汉时期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熏陶外，更与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汉初以来，在文化建设方面实行搜集图书整理文化之政策，使得学术渐渐复兴，文化获得了较大发展。“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苞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道家的思想是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依旧盛行，这时期思想尚未形成高度的大一统局面，学术思想上是比较开放的: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召集了门客编集了“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一书，首先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工作; 儒家代表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作《公羊春秋》一书;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研究与评论，写出了高屋建领的《论六家要旨》。至此，对先秦文化尤其是诸子学说进行全面研究、系统总结的时代到来了。《史记》的成书受此时文化政策和学术风气的影响，体现出多元思想的特点。

先秦诸子学术中成就最大的首推孔子，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影响我国长达二千余年的时间。除了他本身的政治思想符合历代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外，与司马迁的推崇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有直接关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礼”，重视人的作用价值，这是司马迁及其赞成的主张。在《史记·孝文帝本纪》的最后评论中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凛凛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与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史记》借用孔子的言论赞扬了孝文帝以德治国，德政达到了极盛的地步，显示了司马迁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赞许，以此彰显了孝文帝践行“为政以德”的圣贤君王形象。而孔子“举贤才”的主张更是得到司马迁的认同，是((史记》人才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贤?孔子曾做过多种解释。他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他认为，在行为方面要遵守道德规范，比一般人要先知先觉，这样才能成为贤者。他还主张尊礼和重用贤才，“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总结来说，即作为国君要招揽人才、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作为臣子应当竭忠尽智，报效国家。《史记》讲人才也十分强调个人品德的修养，并把它作为选择入传的标准。同时也对招揽人才、知人善任的统治者进行了褒扬。《史记》中有忠于其主、勇于献身的义士程婴、公孙柞臼;立意皎然、不欺其志的曹沫、荆柯;言必行、行必果的朱家、郭解，有虚己待人、竭诚求贤的信陵君，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汉高祖刘邦，等等。在《史记》中，这种对儒家思想的延续性是显而易见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道家思想极其认同，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评价几乎是全盘肯定的，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汉初推行道家“无为”政治有密切关系。因此，司马迁对于道家思想的了解可以说是相当深入的，在《史记》创作之中无疑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从《史记》看并非全盘肯定道家的思想观念。尤其在人才认识方面:司马迁认识到道家思想更注重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以“圣人”为道德的最高体现者，其次还有“善人”“君子”和“士”，在人才素质方面注重人的德行，却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人的才能，老子言“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4〕因此，司马迁在人才思想方面较多认同运用道家思想治国的人才，而不认同道家绝圣弃智、约束人才的主张。如在《史记·曹相国世家》中称赞曹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体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创肯定了萧何运用道家“无为”思想在治国方面的功绩。

墨家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节用等思想主张，墨子认为国君应该是顺应天意而产生的，并且注重百姓的意愿，具体方法为选举，即选天下贤者立为天子，在人才选拔上要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墨子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肾旨出人才的举任要依据才能与德行，而非身份高低，这些都是其“尚贤”思想的重要体现，对《史记》的人才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还有阴阳家、法家、名家等都属于先秦诸子影响力较大的学派，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遍览诸子学说的司马迁来说都一定的影响意义，对于《史记》创作中展现的人才思想具有渊源考究价值。

《史记》思想不属先秦诸子学派的任何一家，但又深受诸家思想的影响，《史记》中的人才思想尤其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较深。作为治国平天下、纲纪伦常的通鉴一一《史记》，其思想性绝非先秦诸子中某一家所能概括。司马迁重视儒家，同时也吸取了道、法、墨等家学说的合理因素，结合汉代的社会实际，提出了在人才方面的独特观点，形成一家之言。

(三)家学继承与李陵之祸

要研究一部著作的思想背景，除了解著作的成书大背景，还需要了解作者个人出身背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迁生龙门。”据考究是距龙门山30公里的汉朝夏阳县(今陕西省韩城市)，古代科举考试把金榜题名成为“登上龙门”，司马迁著作《史记》的不朽功绩与“登上龙门”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朝还未实行科举，司马迁能继任太史令是由于其出身于时代为官的官宦家庭，其祖父司马喜系五大夫，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因此，司马迁从幼年起就接受良好家学的熏陶，识诗书、丰知识。其后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向孔安国求教《尚书》，为著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其父司马谈“开明”的教育方式一一支持司马迁进行游历考察，从二十岁开始进行第一次漫游，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扩大了眼界，开扩了胸襟，还造就了司马迁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因此，司马迁对社会的现实具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对民间疾苦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与体会。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史记》资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也使得《史记》人物的塑造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的特点。

司马谈临终遗言“毋忘吾所欲论著”，司马迁继父志而述史，开始了《史记》的著述。此时司马迁己经得到汉武帝的重用，经常启从武帝出巡，又委以出使西南的重任，在其父死后三年接替了太史令的职位，正可谓意气风发，胸怀满志。然而一帆风顺的生活并没有持续下去，四十八岁时，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触怒汉武帝，身陷图图，遭受腐刑。司马迁只是善意地提醒要全面认识李陵的战斗功绩，以及追究被俘的具体原因，却遭到武帝的重罚，使得司马迁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这样的经历使得司马迁更加看透封建王权，敢于鞭答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极权。因此在《史记》中不乏对汉武帝时代专制统治的微讽，也不乏忧国忧民的感叹，司马迁深刻体味了世态之炎凉，产生了怀才不遇之感慨，人才这个刻骨铭心的话题在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记叙了汉武帝多任用酷吏，严酷刑法，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的作用，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得很多无辜百姓被处以刑罚，造成社会恐慌。从此篇的撰述可以看出酷吏苛政出现的罪责应归之于汉武帝，文中多次说“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等，司马迁“深慨”之情，“悲世之意”，溢于言表，影射出作者自身遭受严苛酷刑，其根源来自于于汉武帝严苛的专制统治。所以清代学者姚芝田说本文是“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史记》中还有诸多如此类的著述如《汲郑列传》《债幸列传》等皆实录了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对人才的压制与酷罚。借此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仁德为政的期盼，同时还有对人才能够得到统治者重视善待的希冀。

程生田先生总结道:“司马迁的人才观起根于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发根于良好的家学及师承，成熟于西汉盛世的社会及学术氛围，表述于《史记》之中”。《史记》的创作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气势恢宏，人物记载丰富，作者经李陵之祸加深了对人才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成为《史记》人才思想的源泉，因此，在《史记》中蕴含着丰富的、极具时代意义的人才思想，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人才学思想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