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社会化的空间，它连接了人与世界。中华美学是主情的，但这个情又具有两个层而的意义，一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恩情，二是审美情感;前者是非主体间性的权力关系，后者是主体间性的审美同情。审美文化突破了恩情文化，进入了自由的审美空间。

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恩情观念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认为中华文化应该称为恩情文化，中国伦理实质是建立在恩情关系之上的，恩情观念是中国伦理的核心。恩情文化使人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具有了不平等性，而主体间性美学以审美感情破除了恩情关系，从而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了充分的主体间性。    

中华文化重情，其核心是恩情观念。儒家以伦理亲情来维系社会关系，但这个情感不是新儒家宣扬的爱，而是恩情，恩成为情的核心。各种施恩与报恩的情感关系构成了复杂的中华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国恩情文化的渊源是祖先崇拜。原始社会按照时间顺序流行三种崇拜形式，一是自然崇拜，二是图腾崇拜，三是祖先崇拜。中国社会在走出原始社会后，并没有以文明宗教取代祖先崇拜，反而使祖先崇拜宗教化，成为普遍的信仰和社会伦理。特别是周代以降，以”德治”主义取代殷商的”鬼治”主义，提倡敬天法祖，祖先被神化，与天一道成为崇拜对象。

中国恩情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制度。中国社会在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家族并没有解体，个体没有独立，家族被保留下来，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中国宗法社会，血缘亲情成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家族伦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伦理。家族伦理的核心范畴是孝，围绕着孝还有梯、慈、贞等。这一施恩—报恩的伦理模式，蔓延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说，恩情文化源于中国的家长制社会。

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成为普遍的社会伦理，其核心范畴就是仁，围绕仁有忠、义、廉、耻、信、智等伦理范畴。仁作为恩爱，是一种以爱获得支配权力的伦理观念:施爱者有恩于被爱者，对其有要求报偿的权力;被爱者要对施爱者报恩，否则就是不仁。家族伦理推广到社会，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义。民间所谓义气，就是一种施恩与报恩的支配性关系，而非平等的友谊。民间所谓结义兄弟，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就是以义剥夺了个体意识和个体权利，也取代了真正的正义。    

恩推广为政治伦理范畴，就成为维系封建社会关系的忠的观念。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建立人与人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家族与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系就被伦理化。作为社会精英中国知识分子—士与君主的关系也以恩为纽带，君主信用士，是有恩，士对君主尽忠，是报恩。总之，中华文化的“三纲五常”的渊源就在于恩的观念，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具有深厚的文化心理的因素。但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衡量爱的程度。因此儒家批评墨家主张的无差等的爱，而主张有差等的爱，血缘的远近成为爱的多寡的标准。总之，恩情文化使爱异化了。

二、儒、道思想对恩情观念的建构、解构    

传统文化讲情理一体，实际上是主张情感服从伦理观念，把情感变成恩情。于是，情就带有了抹杀个体的集体理性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观念支配下，中华美学也不可避免地认同了恩情观念，把审美之情变成了伦理化的恩情。这主要体现于儒家美学思想对恩情观念的建构。儒家美学认为美的本质是善，而善即伦理价值，其核心是恩情观念。   

可以看出，儒家美学思想受到伦理思想的控制，虽然确定了审美的情感性质，但这个情被规定为伦理恩情，而不是独立自由的感情。这一方面把审美狭隘化为道德意识，另一方面更把审美情感理性化了。于是，伦理之外的审美情感被排斥，甚至被视为不雅;而且这一诗教排斥了批判现实、反抗礼教的审美意识，使艺术沦为伦理的工具。庄子反对合乎礼法的伪情，而主张顺乎自然，甚至达到无情的境界。    

其次，道家以无情思想解构儒家的恩情观念，它认为至人、神人、真人都无知无欲，超脱世俗情感，回归了自然天性，达到了虚静无为的境界，因此生死、荣辱、穷达都无动于衷，摆脱了缠人的喜怒哀乐。庄子主张”物物而不物于物”，废除主体情感欲望，以自然化的我待物待人，从而达到无情心境。这种心境也就是审美的恬淡境界，从而否定了情理一体的儒家美学思想。

再次，道家还以万物平等的思想颠覆了儒家的等级制度和恩情观念。道家认为人与万物齐一，彼此为邻，故老子云:“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与万物平等，同时人与人也平等，没有等级压迫，也没用伦理规范，人与人是一种自由的自然关系。老子的社会理想是上古小国寡民的时代，庄子的社会理想是人与鸟兽同居的原始生活方式: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此外，佛家思想也以空无思想解构了儒家文化的恩情观念。但佛家对恩情文化的结构，建立在人世之苦的根本观念上，因此禁欲出世的思想批判性有限，不能根本上超越恩情文化，而具有某种逃避的性质。    

三、主体间性美学思想对恩情观念的破除    

恩情文化虽然有其社会土壤和历史的根据，但毕竟是一种异化的意识形态体系，不能真正达到主体间性。这就意味着，恩情观念与审美的主体间性必然发生冲突，而审美的主体间性必然负担起破除恩情关系的责任，从而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后期，社会关系的禁锢引起了反抗，导致艺术与伦理规范的冲突，从而打破了情理一体的传统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传统美学思想内部存在情与理、乐与礼的矛盾。审美情感本来就是自由的，它与伦理化的恩情观念不相容。所以，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审美情感必然突破伦理恩情观念，作为自由的情感而表达出来。对于自由的审美情感的反思也必然颠覆恩情观念，形成新的美学思想。后封建社会美学思想对恩情观念的反叛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一)中华美学通过自然审美来表达自由的审美情感，摒除伦理化的恩情观念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栓桔，把情感异化为恩情，从而妨碍了审美情感的抒发，因此，中华艺术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回避了对伦理化的情感(如孝弟忠义等)的直接抒发，而选择了以自然为审美对象，借以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在自然审美中，自然景物与人之间不是伦理化的恩情关系，而是自由的审美关系，由此可以借景抒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而从伦理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而建构起和谐、平等、自由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主体间性的审美之情，化解了等级化的伦理恩情，构建了平等的纯爱之情。    

(二)中华美学强调审美意识的至上性和审美情感的纯真性，超越了伦理化的日常情感，从而摒弃了恩情观念    

审美的主体间性的确立，意味着中华美学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亦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在非支配性的基础上，是主体与主体的自由交流，是充分的同情，从而破除了恩情关系的不平等}h}质。这种倾向主要发生于宋以后的历史时一期。宋代严羽就有艺术独立于意识形态思想的萌芽，他强调诗歌表达的主题、情趣与世俗伦理的区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明中叶以后，美学思想大变，审美意识反叛意识形态。

这些都体现出审美情感对伦理化的情感的摒弃，标志着中华美学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分离。这种对真情的追求和肯定，都是针对伪情即伦理情感而发，以真情解构了伪情，使恩情观念主导的伦理之情消解于无形。    

(三)中华美学的情感论是同情论，而审美同情消解了恩情观念    

西方美学在康德之后也由认识论转向情感论，但这个情感是主体性的，是自我的情感外加于对象，感染对象，使对象成为自我的确证。而中华美学认为审美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互相同情。这是一种平等的情感，不同于世俗的恩情。恩情观念是施恩者支配被施恩者，被施恩者依附于施恩者，双方的情感是不平等的，是一种权力关系。而审美同情消解了这种权力关系。在中华美学中，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审美关系，都是一种审美同情。于是，中华艺术就超越了意识形态，而把一切审美对象从恩情关系中解脱出来。王国维阐释了《红楼梦》的悲剧，认为是由”通常之人情，通常之道德，通常之境遇”造成的，而作品也就通过这种悲剧之揭示，控诉了这种传统人伦观念。他说:”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嫣，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己。   

(四)中华美学的主体间性在艺术欣赏领域产生了知音说    

知音说基于审美同情论，它否定了恩情观念，建立了平等自由的主体间性关系。按照伦理法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是单向的，是伯乐和马的关系，是强者对弱者的施恩，形成了一种支配性的”知遇之恩”，欣赏者是施恩者，被欣赏者是报恩者，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但在审美中，创造者和欣赏者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欣赏，没有施恩者和报恩者，构成一种真正的友情关系。这种友情超越了伦理意义上的”义”，消解了恩情文化。春秋时期钟子期和俞伯牙之间以音乐会友、互相欣赏、理解的故事就建立在审美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志趣相同，美感互通，超越了世俗的情感，突破了恩情观念。所以刘祝指出:”夫缀文者情同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知音》)这就是说，审美同情沟通了创作者和接受者两个不同的审美主体，达到心灵的契合，这无关乎施恩和报恩，是真正的友谊，从而成为”知音君子”。总之，知音说突破了恩情观念，构建了自由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