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可先生在《司马迁评传》中写到：“古代人们因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对天地对应的宇宙结构不了解，面对满天星斗不免惶惑。从而出现了关于天的神学体系，产生了天象与人间有吉凶祸福关系的星占学，同时又构画出天人感应的系统理论。”由于历史条件和人们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对人的认识，尤其是对人才的认识都无法摆脱“天命论”的影响。奴隶主以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都用“天命”来论证他们统治领导的合理性，并用“天命”解释社会历史的变迁，把人的思想囿于“天命观”和神学的圈子，让人们盲目服从“天子”的统治。“天命论”思想深深积淀和渗透到我国古代人们的心理之中。“天“与“人“的关系，在今天看来己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事情，但在古代却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天能支配人事，“君权神授”，因此成为维护统治权的理论基础，是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关于人才问题的认识就产生了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分歧。西周末年，幽王无道，经历了骊山之变和平王东迁，王权从天上跌落下来，到春秋战国之际，平民地位上升，诞生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各诸侯为求富国强兵，都开始重视人才。在《左传》中就记载了“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等挑战“天命论”的思想。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甚至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写出了对“天命论”进行批判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天论》。秦汉时期社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农民领袖陈涉揭竿起义，自立为王，汉高祖刘邦亦是起自匹夫，汉初开国功臣也大都是出身细微的下层人物。“天授王权”地位受到挑战，而取得了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想要巩固王权就要重新强化“天命论”的影响。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把天当做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鼓吹“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他的这种唯心主义神学史观适应加强中央集权而产生的，因此顺利被汉武帝所采纳，成为正统思想。《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又师事董仲舒，因此他一边接受了发展着的唯物史观的影响，一边又受到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的栓桔。

司马迁面对这一严肃挑战，他的认识有点迷惑。在这种情况下，《史记》的创作未能摆脱唯心论的影响，但他在论述古今之变时，存在对天命论的怀疑甚至否定，更多的强调了形势和人事的作用，显示了《史记》人才思想的先进性。正如张大可先生说的:“天有无意志，它能不能主宰人间事物，司马迁的回答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带有浓重的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司马迁认为天命神秘莫测，并非常人所能理解，《史记》在对人才的认识方面，无法避免的有夸大天命，贬低人的作用的唯心史观思想。《史记·外戚世家》中写道:“人能弘道，无如命何，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fal可见，司马迁对于“天命”也是难以言喻的，认为“天命”可以在冥冥中发挥作用。而且人的作用的发挥也是受限于“天命”，人才的命运并非仅仅取决于才能的大小与品性的优劣，还取决于“天命”这一无常的存在。《史记》有大量笔墨用于宣扬高祖得天下是由于“天意”，如在《高祖本纪》中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月又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赞叹汉得天下“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这里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汉初功臣名将以及无数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历史作用，天命论的神秘色彩在这里显现得淋漓尽致，异常浓厚。

《史记》中的人才思想力图摆脱“天命论”的束缚，更加注重对客观史实的撰述。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虽也做了一些神秘色彩渲染，写刘邦的母亲“梦与神通”，刘邦是赤帝子，斩白蛇起义，“东南有天子气”等神秘现象。但同时也写了刘邦是一个“好酒及色”的市井无赖的事实，萧何也曾批评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而且在《项羽本纪》中记载到:在与项羽争夺天下之时，刘邦的父亲曾被项羽抓住，由于项羽长久未攻下广武城，因此告诉刘邦如果不赶紧投降，就把他的父亲煮了。而刘邦是这样回答的:“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辛分我一杯羹。”这里的刘邦完全是一副流氓癖相。但这些都不是文中的重点，文中具体描写了刘邦如何善于用人，如何打败项羽。司马迁在撰史时秉承着实录精神，认识到时势造英雄，因而抹去了笼罩在封建帝主头上的金色光环。《史记》在人才问题上更以“人为”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对“天命论”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更多的强调杰出人物的出现不是上天神授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史记》创作在“天命论”占统治思想的形势下，先见性的坚持强调人的作用，揭示了人才对安邦定国、富国安民的重要作用。《史记》中写到:“国之修兴，必有祯祥，君子用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把人才的使用与国家的兴亡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此向统治者提出重视人才的主张。《项羽本纪》太史公曰:“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别认为项羽的失败是由于其个人原因而非天命。在《匈奴列传》中写道:“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民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反复致意，以示择任的重要性，这里把政治成败从人为的角度进行分析，直接否定了天的意志的决定作用。由此可见，司马迁虽受天命论的影响，但在探求国家兴亡的缘由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上，更多的强调了人的作用，尤其是人才的巨大价值，《史记》强调历史是以人为中心而发展的，并非以神为中心。

历史的局限以及其所处的阶级地位，使得司马迁在人才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偏颇之处。在《史记》中总结人才的使用得失，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鉴戒的，因此，他虽然看到了人才的使用与国家兴败的关系，强调了人才的历史作用，但却摆脱不了历史循环论以及统治阶级的束缚，不能真正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一表现在，在历史人物结局的撰述中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其二是，过分强调了某些历史人物的作用，宣传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而从根本上忽视了普通人民群众的力量。想然司马迁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论的束缚，很多撰述体现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但在“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下，《史记》创作秉承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通过大量史实的研究，揭示出人创造历史的中心结论，强调人才的历史作用，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所处的旧时代早己成为历史的斑斑陈迹，我们没有必要向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提出超越时代的要求，我们只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在人才问题上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