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七七抗战”礼堂(后文简称礼堂)位于重庆大学校园内，是国立中央大学迁渝沙坪坝时期建造并遗留至今的唯一建筑物，既是重要的抗战遗址，又是重庆大学20世纪历史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14年作为抗战遗址被列入第三批沙坪坝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今对礼堂的认识和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因其外形朴素而缺乏“纪念性”及修建史料的缺失，对建筑本体的研究欠缺深度，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事件性的叙述;二是对礼堂建筑演变过程认识的不足，缺乏对其历史性的梳理，带来认识上的片段性;三是对礼堂这一建筑遗产本体价值认知不足，难以构建相对完整的价值评定。本文拟对礼堂历史沿革、建筑本体特征和价值再认识三方面展开研究。

1研究背景

1.1中央大学迁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立中央大学迁渝，借重庆大学的松林坡建立校本部。迁校事宜由校长罗家伦主持，水利系主任原素欣、事务处主任李声轩负责;兴业建筑事务所的徐敬直负责校园的初期规划曰。松林坡因松树茂密而得名，因其近嘉陵江便于运输，且利于建造防空洞而被选为择校地址。      

1946年5月起，中央大学开始复员返回南京，于年底全部搬运完毕，所遗松林坡临时校舍全部无偿移交重庆大学，“七七抗战”礼堂留给重庆大学使用。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本部被称为中央大学沙坪坝校区，该时期(1937—1946年)被称为中央大学沙坪坝时期。

1.2礼堂名称辨析

礼堂名称因使用阶段和隶属单位不同在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命名。    

阶段一是中央大学沙坪坝时期，礼堂被称为中央大学礼堂，也被称为松林坡礼堂。中央大学沙坪坝校区主要校舍建于松林坡，因此“松林坡”成为代表中央大学沙坪坝校区、中央大学沙坪坝时期的名词，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如吴良墉的《从“重庆松林坡”到“伊斯坦布尔”》一文。阶段二是重庆大学接收礼堂后，礼堂被称作重庆大学礼堂。此外，礼堂又被称为“七七抗战”礼堂，这一具有烽烟岁月历史感、事件纪念性质的命名从此沿用至今。

2历史沿革    

历史建筑的建造时间是判断历史建筑价值的重要信息。因不同文献对礼堂建造时间说法不一，缺乏确凿精准的科学考证依据，带来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认识模糊、甚至错误。下文将对其建造时间进行考证。

2.1建造时间的考证      

(1)诸多文献共证校园建造初期并无“礼堂”    

沙坪坝校区建筑乃分期建设，据《南京大学百年史》记载:“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可见，建造初期的记载中并无礼堂的修建。据重庆((国民公报》1938年2月27报道:“饭堂是他们的礼堂，开会、做纪念周，乃至有大课，都在那儿。”1941年出版的《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亦明确了饭堂先于礼堂修建，建校初期曾将饭堂作为礼堂使用的历史)。      

(2)在礼堂举行各项演讲、活动的记载情况    

从罗家伦时期开始，中央大学就开始每周请政治人物和学术精英到校演讲。    

周恩来曾于1938年到中央大学举行题为“第二期抗战形式”的演讲。其具体地点是否发生在礼堂，有着不同说法。一些文件将地点附会于礼堂，也有些对具体发生地点模棱两可。从两份史料可以印证此次演讲并非在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沙坪坝》文中记载，演讲在“中大饭堂”举行伙《南京大学百年史》中记载，演讲在“临时礼堂”举行。至此，此事件与前文中央大学建校初期未进行礼堂建造，共证礼堂的建造时间是1938年以后。      

(3)重大礼堂并非中大礼堂    

中央大学沙坪坝时期，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联系十分密切，共用教室及教师资源。但该时期的“重大礼堂”并非“中大礼堂”，前文已作出礼堂名称分期的辨析。资料记载，重庆大学理学院礼堂，曾作为重庆大学礼堂使用多年，并在其中开过许多重要政府、军政、学术会议。如1939年9月18日，国民参政会借此礼堂召开大会。1946年前的文献资料中的“重庆大学礼堂”，并非指的这座“七七抗战”礼堂，而是重庆大学理学院礼堂。      

(4)中大礼堂建于顾孟余长校期间    

在中央大学不同校长时期建造礼堂的说法都有，即罗家伦时期(1937年一1941年8月)、顾孟余时期(1941年8月一1943年春)、蒋介石(兼任)时期(1943年3月一1944年8月)。    

礼堂并非建于建校之初，是客观的历史。对其修建时间的考证，一方面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另一方面从侧面印证了中央大学教育事业在战争期间的不断发展。此外，最早一批校舍，是建成后学生方才迁来，而礼堂却是由校师生们目睹着建成。因此，“七七抗战”礼堂虽然没有“周恩来演讲”这一价值事件，却是一个群体的时代记忆。至今两岸的中大校友都会来“七七抗战”礼堂，纪念那段峥嵘岁月。

2.2功能演变与形态的“自然生长”    

在不同历史时期，“七七抗战”礼堂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在功能和形态上进行了改动。礼堂在不同阶段的演变，均有一定的记录，呈现建筑“自然生长”过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礼堂呈现出自然生长的态势，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以不同形态满足时代和功能的需求。经多次改建仍保留了原来基本的屋架结构、材料、空间形态等。礼堂建筑及周边环境在原址得到保存，具备中央大学“校中之校”的整体环境格局。

3建筑本体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近代公共集会建筑，多有着具有文化特征的材料与纪念性的外观。而“七七抗战”礼堂以简单的造型，简易的材料，代表战时建筑的“低技”特征。同时，礼堂的三角木析架体现了当时先进的建筑技术，因此也可将其视为“高技”建筑。独特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塑造其建筑本体的独特价值。

3.1外观与色彩    

礼堂初建时南面山墙为正立面，外设大台阶，山墙上开3个两层通高的券门，具有一定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其东西向为侧立面，长7跨，由上小下大的附墙柱进行立面分隔。板条墙体外拉毛粉刷，立面简洁，具有现代主义建筑特征。屋顶采用双坡悬山顶，与松林坡上的校舍同属于四川民居屋顶特征。其双坡悬山顶既与松林坡校舍整体风格相和谐，又可视为在时代和地域条件下对建筑造型的“简化”。其建筑外观杂揉了西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四川民居的风格。    

3.2结构与材料    

礼堂使用砖、石、木、土等材料作为建筑的承重结构和维护结构，建筑材料选择体现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特征。礼堂周边环境南低北高，条石基座。柱子为砖柱，柱子在室外一侧有明显上小下大的向室内收分。柱顶断面尺寸为650mm x 650mm，柱底断面尺寸为650mm x 1250mm。其余部分为土墙，厚350mm, 3m以上采用板条墙。   

礼堂独特的立面形态与结构受力形态是相符合，体现了设计中的现代主义思想。重庆大学建国后兴建的建工馆、第五教学楼、后勤大楼等均是这一体系的延续和发展。

3.3构造与技艺    

因地方工匠参与到公共建筑建设中，将本土的构造技术渗透到了建造中，带来了地域性的建筑表达。重庆地区气候潮湿，砖木建筑易因潮遭损，礼堂采用了“高勒脚，高柱础，高墙裙”。做法。勒脚采用耐雨水冲刷、耐腐蚀的石材，高度超过0.5m。在建筑东、西长边的勒脚高度范围内，对应设置通风窗，提升了室内空间的通风环境。

4建筑价值的再认识

4.1科技价值    

重庆抗战时期建筑特点代表了同期中国建筑，并引领重庆建筑革新阴。其建筑发展水平虽然不足，但革新精神、科学理性的方向，是难得的宝贵财富。该时期正是木析架推广应用之时。西式析架因建造简单且利于与砖、石结构很好结合而获取大空间，同时形态上满足了人们对坡屋顶的喜好。“七七抗战”礼堂即为体现现代主义结构理I陛与本土建造技术相结合的案例，是三角木析架在重庆的早期实例。礼堂跨度取值体现出结构的合理性和当时领先的建造技艺。虽然后期木析架结构部件被更换，但仍保留其原有的结构体系。

4.2历史价值    

抗战时期建筑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研究近代建筑发展的关键时期。高校迁渝是中国教育史和重庆城市史上的重要事件，形成了抗战期间欣欣向荣的办学气象，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承上启下，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教育价值。重庆是该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央大学迁渝后与重庆大学一起构成沙磁区的核心，而沙磁区是重庆的学术与文化中心，其意义不言自明。时间变革中的新旧演替，一方面是启迪后世的源泉，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带来文化延续性的深刻内涵。

4.3情感价值    

抗战期间，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共同努力下促进了重庆高等教育空前繁盛的局面。国民的爱国情结高涨，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中大与重大在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艰苦学习，创造了中国教育的高地，而“七七抗战”礼堂正是这段烽火记忆的建筑遗存。通过对中央大学沙坪坝时期校舍资料的搜集整理，笔者亦对在炸弹临空、建筑简陋、防空洞中上课依然一丝不苟的前辈们的治学精神感到震动和折服。

结语      

“七七抗战”礼堂具有抗战时期建筑独特的外形特征，易于唤起人们对战争时期艰苦奋斗岁月的敬意与怀念。目前礼堂正在修缮中，修缮后的礼堂将重新投入使用，服务社会，延续人们对礼堂的历史记忆。2017年11月9日由重庆大学、东南大学两校建筑学院在礼堂原址联合主办了以“抗战时期的中国建筑教育”为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共同谱写了一曲跨越历史的松林坡友谊新歌。谨记以此文以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