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媒体专访，圈出了下一阶段银行业改革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其中，抑制居民部门杠杆率的说法为监管部门首次提出，透露出监管新风向。

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测算，去年前三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累计上升2.5个百分点，需要警惕短期消费信贷蜕变为变相房贷所产生的风险。这一数据是否意味着，当政府、企业部门忙着去杠杆时，居民部门的债务警钟也已敲响？

很显然，如果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势头保持过去10年的惯性，未来10年恐怕难以为继，且金融将有遭受系统性冲击的风险—考虑到住房贷款在我国居民部门加杠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居民部门过高的杠杆率必须引起重视。

确保居民部门保持合理的负债水平，理由多多。从中长期来看，包括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真正成熟、健全，而养老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隐隐浮现，医疗需求将增长迅猛；经济转型社会承压，消费被寄予厚望，一个中长期、而非短期的消费升级趋势是经济的关键支撑。

其实，看待我国居民负债是否过重，需要的正是长期眼光。至少未来10年之内，我国居民负债的风险可能通过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局部暴露，但不太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与此同时，这10年时间，也是中国优化家庭负债结构和水平、化解“10后”负债风险的宝贵窗口期。

长期以来，我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为媒体津津乐道，可以说，与之截然对立的高负债问题，是最近几年逐渐暴露出来的。显然，高房价对家庭储蓄的消耗、透支，是导致负债水平节节高涨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互联网、新经济刺激之下消费需求的提升、消费观念的变革，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要知道，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我国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美国，这在当下早已成为常识。

就住房贷款这个推动高负债的核心因素而言，不能因此就担心我国将重蹈美国覆辙。顾名思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根源是住房次级贷款的证券化。这个条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已经在推动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力度史无前例，且完全不存在对既往房地产政策的路径依赖。加之，我国政府对各个经济部门系统性平衡、把控的能力和余地不可低估，因此，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问题，在未来十年之内不太可能衍生为系统性危机。

然而，近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之快，足以提醒我们，现在就应该思考、筹谋未来20年甚至30年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当前仍处在中高速增长水平，理论上讲，持续增长是可以化解或掩盖债务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要致力于消化粗放增长的成本，人口老龄化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飞速变革、应用也势必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利益将重新调整，这是被历次工业革命所印证的。

我国居民负债过重了吗？以未来30年为时间尺度，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在当下开始重视的问题，毕竟，债务水平的增长是有惯性的。从经济全局来看，当社会处在快速上升期的时候，系统性的债务风险容易化解，而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的深度调整期、GDP增速递减压力不小的换挡期，当前在家庭债务问题上未雨绸缪，就等于为经济发展加一道保险、蓄一份持续驱动增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