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注重宣传，充分利用舆论    

世界佛教居士林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经费问题。由于居士林组织众多，开支庞大，想要从林组织那里获得的资金援助十分困难，因此居士林图书馆扩充图书的主要方式是捐赠。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1期开头显要位置有“图书馆志谢”一栏，标出了各居士捐赠图书馆佛教书籍的数量。图书馆开始的藏书主要是居士林林员内部捐赠的，如丁福保、王与辑、李经纬、朱石僧等人。从第2期至第5期，每一期《林刊》最后的“林务”部分都有《图书馆新添各书目录》，强调图书馆的藏书在不断增加。而到了新馆建设时，更是加强了宣传力度。新馆建设之经过，曾在《佛学半月刊》后附之“本林林务消息栏”及《市民报》附刊“佛教特刊”，并上海各大日报上详细刊登，又曾编《佛教图书馆成立报告》小册(可惜目前没有发现《佛教图书馆成立报告》，否则可以对当时的具体筹建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新馆建成之后，馆舍宽敞，容纳量大，征求图书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所有的祈请捐赠的信息都在报刊新闻中可以看到。而且，在《购置经像启》告不后附有《拟请购经书图像种数及价目》详细列举各刻经处所刻佛经种类及价钱，以指导捐赠者购买。13期又有《谨拟请购经书图像种类及价目补遗》，对上文做了补遗。此后，从13期到该年结束的第24期《佛学半月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消息栏》全部都有《捐助本林图书经像报告》以及《认捐本林图书馆经书图像报告》。而且在13、14、15、19、20、21期的头版均有《慕资请购经书佛经图像启》的告不，大力宣传这一事件。    

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为了吸引社会各界捐款，还制定了一定的激励措施:“其捐助在十元以上者敬刻姓名，悬挂该馆内，永为纪念。如有乐捐巨款，或对各刻经处独立承认，指购一家移赠者，则由该林酬以名誉上之荣扬，而为特别之伸(申)谢云。”一些大型的捐助都在《佛学半月刊》进行了专门申谢，比如郭辅庭居士慨任请购扬州众香院佛经全份捐助本林图书馆供养，扬州法藏寺佛经流通处法藏法师捐助三十元以助购买江北刻经流通处所刻佛经，以及王启祥、朱冀才、唐文圃三居士出资向中华书局订购预约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宣传，既是对捐资人的答谢，也激发了社会各界捐助的积极性。

2 规划得当，随时调整目标    

虽然居士林图书馆开始时规模甚小，只能称作图书室。但在1923年2月出版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一期中就使用了图书馆的名称。这一方面说明现代图书馆观念已经走向了深受传统教育的文人居士头脑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居士有意用图书馆之名来扩大影响。不管怎样，世界佛教居士林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此后，佛教居士林在各种宣传中无一例外地全部采用图书馆的称呼，证明了居士林对图书馆建设的决心。    

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木有一些藏书，如频伽藏及其他零种佛书数百种，经过历年征集，藏书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居士林把其定位为图书馆，这些图书是不敷使用的。新馆建成后，居士林图书馆积极募款征书。主要措施是:一、直接向社会各界请求捐书，包括散本书籍或某一书局(刻经处)所刻的全部经书;二、向社会捐资，由图书馆购买某一书局(刻经处)所刻的全部经书。居士林图书馆为了方便捐赠，还调查所得刊刻佛经坊社局所院寺，共计二十一处，统计了其种数及价格。居士林虽然经费有限，但仍然决定“拟按经目，全数购置”，这一决议经全体赞成通过，足以表现其筹备大型图书馆之决心和勇气。    

新馆建成后不久，在1933年12月1日的23期《佛学半月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消息栏》中，图书馆对自己的发展方向又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拟将来计划建造规模宏大之馆所，以备储藏国内外有关佛教各种版本，先从收集汉文经典，至圆满后，次梵文、藏文、满文、日木，以致欧美各国文字，而成一大模范之佛学图书馆”“务使阅者，一至本馆，遍全世界所有佛教书籍，绝无遗缺之憾，得饱沾法味，此谓本馆未来之希望焉”。目标非常明确，后面也确实在不断地朝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努力。

3 专业运作，保证工作成效   

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在藏书和日常管理上都较为专业，其工作涉及图书采访、分类、编目，读者服务，日常管理，资源开发等图书馆业务的方方面面。    

在管理上，早期居士林图书馆就制定了一些阅览规则，新馆成立后启用了阅览证制度，制定了《本林图书馆阅览证领用办法》，并拟定了更为详细的《本林图书馆阅览规则》。在读者服务方面，图书馆也颇有创意，努力为读者阅读提供更好的服务。馆内各柜之间，设置方凳，以备林员跌坐阅诵。馆中除了图书之外，还有图像法器等物，其中有王一亭林长请来的缅甸玉佛一尊，馆员时以鲜花供养佛像前及各阅经台上，既营造了很好的阅读氛围，又在无形中使读者受到了氛围的熏陶。    

在图书分类上，馆中所收藏四千余种，一万余册图书，均分别种类，其分类的方法，是由当时著名的范古农居士订正过的。王东园老居士聘请专写仿宋字体者，将馆中书籍悉数书写书根，使阅者一目了然。在编目上，早期的做法是:分别书籍种类，逐一编订号码，每一书上，贴有标签，著名类别、号数等项，另誊目录一册。需要寻检图书时，在目录上检寻号码后，即可按号找书。冯陈祖怡在所编《上海图书馆概览》中就说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分类管理均依图书馆方法”。新馆建成后，图书不断增加，居士林图书馆便采用卡片形式，将书籍之号数、种类、书名、著者、泽者、册数、出版处、版本价值等项誊录于特制之卡片上。为防止卡片遗失，还编有《图书目录分类簿》，方便读者按类找书。读者如果只知书名，不知类别的话，则又有《图书首字笔划分类簿》可以按图书首字之笔W检索。此外，图书馆还拟编撰《图书目录总册》，上面详细记载该书的版木情况、长度(洋装书)及宽度(线装书)，把同一尺寸的书按照阿拉伯数字排列，对于忘记之前所读之书书名的读者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除了这些基木事务，居士林图书馆还不断开发新业务。1934年后，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特设调查图书一科，以便采访书籍。调查科将调查所得，随时入册登记，准备等到经济能力允许的时候按照记录来购求。随着馆藏资源的丰富，居士林图书馆还主动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图书馆主任张大梁独立捐助缩印《大藏经》一部，截至1936年5月，已出版五函，计50册，馆员钟伯廉、沐定辉两居士合助出版日文《南传大藏经一部》，已出至十三册，合计共有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