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还是学者质疑以往中国哲学研究是否有“中国效度”(validness of Chinese thought)这个问题:“中国哲学”是否能够真实再现出传统中国思想之“中国”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模式来肢解中国传统思想，使得中国哲学之“中国”不在场?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宗旨在于实现“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而不是为了“现代化(西方化)”“中国传统思想”。就此“法”而言，“中国效度”无疑是学科能否成立之前提与根本。于是，“中国效度”如何体现，就成了中国哲学“合法”与否，以及“广义”哲学是否能真正包含中国经验之关键所在了。    

金岳霖在冯友铸《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写中国哲学史有两种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金氏认为，冯友铸的《中国哲学史》取“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在中国的哲学史”之态度，因此，“确是一本哲学史”。

  冯友铸的“态度”，具体落实于其“选出而叙述之”写作方法及研究路径: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当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反思百年中国哲学发展史时，会发现既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共同底色，即此“选出而叙述之”范式(the paradigm of selec-tion and narration) "'。在此范式笼罩之下，所谓中国哲学，不过是“西洋哲学的产儿”(张立文)，实质乃是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站在西方人立场，用西方哲学观念、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这就造成了一个“吊诡”(paradox):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始终致力于建立起“中国的”哲学，不应视之为“西方哲学在中国”;另一方面，“选出而叙述之”这种主流研究方法，却实质造成了中国哲学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之事实。“选出而叙述之”使中国哲学难以实现其“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之学科宗旨，而实质导致了“西方化”“中国传统思想”之结果。中国哲学因“选出而叙述之”方法丧失了主体地位，沦为无根之木、无体游魂。因此，从方法论意义上讲，“选出而叙述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效度”缺失的学理原因。    

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效度”缺失，还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近代中国屈辱史，使得身处其中的中国哲学从业者，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试图通过学术研究，回应“启蒙与救亡”等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创作动机。“旧邦新命”“贞下起元”“综合创新”，甚至唯物唯心、进步落后等写作方式，都隐含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之关照和焦虑。由于受爱国主义热情、强烈文化使命感驱使，使得本应客观持平的学术研究，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化论战”的情绪:西方哲学有的，我们老祖先也得有，即便没有，也要创造出来，藉此以使中国传统思想不落入后而并人现代化轨道。此外，近代以来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以及政治运动干预中国哲学研究等现实因素，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总体上不过是“封建的”“落后的”，需要批判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之能示人者，只是因为其某些材料和观点，或者符合批判传统之需要，或者对现实政治斗争有利而已。如此看来，中国哲学严重缺乏“中国效度”，中国内容“面目全非”，不但有“选出而叙述之”这种学理上的根源，也是历史原因使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加之中外文化交流深入展开，整个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的国学热、官方祭孔、“于丹现象”、中国传统节日列人公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被确立为国策，等等，以及上至大公司老板、下至普通民众，不分长幼，自发关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都说明当今中国社会有一股回归传统的思潮在涌动。民众要求认识“真正的”传统思想文化之趋势，已经逐渐汇聚成为时代之要求。反映到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便是中国学者文化自觉意识愈发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讨论成为学术热点等等新动向。   

如今，政治干预基本退出了中国哲学学术研究领域，再加上整个社会向传统思想回归之大势，以往造成中国哲学研究丧失“中国效度”之社会环境以及非学术因素干扰，大致不复存在。相反，突显中国哲学研究“中国的”内容，讲清楚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然，找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下中国和世界之生存和发展空间，反而成了时代对中国哲学学术研究之期待和要求。回应时代要求，从学理上挺立中国哲学之主体地位，研究者与有责焉;在“选出叙述之”之外另觅研究新路，以确立中国哲学之“中国效度”，从业者更是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