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显然意在回应德里达及郑家栋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相关讨论中，“德里达问题”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本身被曲解、误读，鲜有学者真正触及问题实质内容及其挑战。    

如景海峰归纳，以往学者所讨论之“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内容，主要包括“三重意义”:其一，批判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以西方哲学模式为唯一标准，质疑“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的观点;其二，质疑以中国思想为“原料”，用西方哲学方法来建构“中国哲学”历史、对中国思想作“哲学式”表达，是否能恰当反映中国思想内涵;其三，以往模糊哲学边界，无限地扩展哲学的外延，将思想的结果和意识活动的内容都堆放在“中国哲学”的名下，是否具有正当性。    

上述“三重意义”之第一重，学者批判矛头所指，主要是黑格尔、德里达等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傲慢”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实际上，哲学原本就是西方文化产物。黑格尔也许有些“傲慢”，但是，以西方哲学眼光来看，中国传统思想中思辨哲学不发达，也是史实。德里达意从学理上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其本人一再申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决不缺乏敬意”，何来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黑格尔、德里达二人质疑“中国哲学”，本质不过是学理辨析而已。有学者基于民族义愤情绪，批判二人“傲慢”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云云，表现了批判者不能以持平、冷静的学术态度回应学理挑战，实不足道。    

至于第二重意义，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有着自己固有的分类模式、问题意识、具体内容和表述方式。如果简单比附西方哲学问题及其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势必会使得原本自成一体的中国思想内容被拆分肢解，面临着丧失其精义和活力的危险。以往套用西方哲学观念，任意处置中国传统思想资料而产生之“中国哲学”，便有这个问题。此外，出于政治需要完成的“中国哲学”，使得该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套用西方哲学观念及政治干预下所写作出来的“中国哲学”，或者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例证，或者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要么实质上是在西方哲学系统中找“中国哲学”，要么只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无暇顾及学理基础和历史事实。这两类研究方法都脱离了中国传统思想之固有思想生态环境，致使“中国哲学”丧失了“中国”内容。因此，其“不能恰当反映中国思想内涵”，本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针对第二重意义，学者提出了“自己讲”“讲自己”(张立文)，“中国固有义理之学”是中国哲学研究对象(陈来)，与西方哲学“深度互动与交融”中建立中国哲学之主体性(彭国翔)等观点，并开始将这些观点贯彻在中国哲学研究及写作中。当下中国哲学界关注“中国哲学主体性”问题，探索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对象，试图创立中国哲学诠释学等尝试，皆可视为对中国哲学能否恰当反映中国思想内涵质疑的积极回应。    

第三重意义是以往讨论的核心内容。可能是参与讨论者主要是哲学学科背景缘故，学者主要还是从如何理解“哲学”概念这一视角，去思考并解决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其中，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对“哲学”一词作译名史的考辨，强调“哲学”一词“内在”的中国涵义。这种思路以楼宇烈为代表。在详细考察了从明末至近代philosophy译名史之后，楼氏认为，philosophy翻译为中文时，曾经用了“爱知学”“希哲学”“格物穷理之学”“性理之学”“明天道而立人极之学”等用语，这些用语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思想内涵。因此，“‘哲学’译名的历史告诉我们，中日先贤们在译述‘philosophy’一词时是充分结合了中国、日本传统文化和哲学特色的。这样，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有的只是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何种特色的问题。按照这种思路，既然“哲学”一词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思想内容，那么，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哲学”，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其二，从“哲学”定义本身之不确定性出发，发起“广义哲学”观念，以“解构”在哲学理解问题上的“西方中心立场”。陈来继承并发展了胡适、冯友铸、张岱年等的做法，主张“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这种思路认为，既然“哲学之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胡适)，那么，具有与西方哲学“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s)的中国“哲学”观念，就没有理由排除在“哲学家族”之外。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后现代解构思潮、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等大背景下，通过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中“义理之学”等中国“哲学”的内容，使不符合严格意义上西方“哲学”观念之中国哲学观念，可以在广义哲学观念中找到自己作为世界“哲学家族”的一席之地。    

从厘清“哲学”概念人手来回应并消解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以往相关讨论根本思路和最为重要的内容。辨析“哲学”一词，自然对理解“哲学”及“中国哲学”概念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是，必须指出，“哲学”译名史是中日学者立足东方文化“格义”西方文化产物philosophy的历史，亦即借助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理解“西方哲学”这一异质思想文化的历史。中日先贤殆从未思及如何通过逐译philosophy一词，来建立起“中国哲学”。又，以德里达洞见观之，我们能够发起广义的哲学观念，并以之诠释出“中国传统哲学”，只是在“穿越欧洲模式”之后的事情:朱子本无哲学，朱子哲学是现代学者基于某种后设“哲学”观念追溯性解释出来的。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历史，亦复如是。   

学者对上述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及回应，对深化中国哲学研究，固然不无意义。但是，不要忘记，“三重意义”之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终非“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德里达问题”)本身。德里达、郑家栋锥心之问依然:从“史实”来看，“穿越欧洲模式之前”，中国传统思想中到底有没有哲学及其历史?如果没有，以往中国哲学研究理据何在?“穿越欧洲模式之后”的“中国哲学”，是否“欧洲式”了，因而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