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深刻揭露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木质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而且立足实际，指导党内外有效组织开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工作，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领域，抵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社会和党内出现的否定党和人民历史的错误思潮而提出来的一项重要课题。邓小平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危害、政治理论根源以及如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都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剖析其国内外政治、思想根源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先后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妖魔化毛泽东形象、歪曲丑化党和国家历史、低毁诬蔑党史英雄人物等而目呈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其非一般社会思潮而是有着鲜明政治目的和险恶用心的政治思潮特质。对此，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进行了深刻揭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共产党否定并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出现了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代表的错误倾向。1978年冬.北京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其中有些内容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诬蔑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诬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诽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野心家和野心家集团”，煽动人们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t}随后，各地大中城市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墙”，一时有蔓延全国之势。

这种“非毛化”倾向引起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密切关注。这时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但是对于“非毛化”为代表的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错误思潮的政治本质和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分析了“非毛化”等错误思潮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实质，指出:“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一针见血地判断这种思潮危害极大，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ZXO.l74)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出决议取缔“西单墙”。1980年至198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又多次指出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毛泽东就是抹黑党和国家的错误实质。

1981年，在批评电影《苦恋》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没有给予正确反映时，胡乔木明确将那种否定党的领袖、歪曲党的历史的社会思潮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典型表现”。他说:“我们对电影剧本《苦恋》和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影片《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它们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它们“极力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四人帮’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年内乱就是社会主义;似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似乎党和人民并没有对‘四人帮’进行斗争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看不见一点光明，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是惨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于美国，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这种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胡乔木还深刻揭露这种歪曲党和国家历史错误思潮的危害，指出:“一种发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错误思潮，不同于个别性质、枝节性质的错误，如果不加批评控制，却可能象某种传染病一样，危害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和安定团结，甚至产生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八九政治风波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反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原因时，明确提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用以概括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错误思潮，将其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全盘西化论”的一个组成部分。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复杂情况……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而我们却放松了党的思想建设工作，这是一个失误。"}4}}}. }}1990年1月10日，李瑞环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否定民族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部分。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历史学界攻击十月革命的氛围中，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出版《告别革命》提出“告别革命”论，以重新评价中国近代史的名义，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行歪曲和否定。此后，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甚嚣尘上，从低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使社会上和党内不少人出现思想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偏差。

习近平从关系政权存亡的战略高度，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进行了系统分析，深刻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泛滥，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邪路。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就是苏东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而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6](p. l 13)2013年6月25日，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上述可见，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政治本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准确深刻地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而目。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股政治思潮不断掀起风浪，有其必然的政治根源。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国内外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从国内来说，一是由于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持怀疑和悲观态度。邓小平、胡乔木等领导人都曾指出，党内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悲观、对毛泽东思想的怀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之一。例如，邓小平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一些人“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2](p.337)no胡乔木说:“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他们也作了错误的非历史的解释)，就对经过了历史考验的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表示怀疑。事实上，他们所怀疑的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几十年间的伟大革命实践，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发展’，。[3](pp.172, 173)二是由于党内思想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中共党史缺乏了解，对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存在与中央不同的认识。胡乔木对这种思想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说:“党的思想界的一些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历史，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五年的问题，对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同于中央观点的种种分歧，加上一些同志特别是年纪比较轻的同志，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缺少了解。}}[3](p.179)这导致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发展。

从国外来说，则是由于国际上一直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较量。212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而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西方国家不论从国际战略格局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决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我们越是发展壮大，他们就会越焦虑，就越要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我们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m }g}也就是说，从根本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国内外关于两种制度的错误认识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发展的政治、思想根源。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际表现来看，常常是海内外相互呼应，达到他们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目的。例如在“非毛化”的问题上，近年来海外就有英国张戎和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荷兰冯克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著作，千方百计歪曲事实真相，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制造成“罪恶”。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上与国内某些论调相互呼应，达到否定毛泽东领导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目的。

正因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出来，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党全社会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害。“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二、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批驳其历史观和方法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虽然历史虚无主义一贯的政治本质和目的并没有变化，但是这种思潮却经常以不同的而目、形式呈现，尤其是在学术领域经常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以所谓“揭示历史真相”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者之中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

从历史观来看，人性主义历史观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否定党和国家历史时所运用的基本史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人性史观的抬头，是在批判“传统的革命史观、阶级史观”的名义下发生的，即认为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阶级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或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而从人性视角看历史，“能够较好地弥补这类史观的局限性”。用这种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史观来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必然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例如，有人基于人性史观研究新中国土地改革中的地主富农问题，认为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共“一刀切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将其土地国有化的过程，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土地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如此人性史观，不过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为其鸣不平，其实质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史观。

在西方，人性主义历史观是在资产阶级反封建主义、神学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就必须以一般的人的形式来掩盖它同劳动人民对立的一而，把自己的利益说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把他们的历史观说成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超阶级的历史观念。于是，他们从人性出发来解释和评判社会历史，认为凡是符合人性的就应当予以肯定，凡是不符合人性的就应当予以否定。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抽象不变的人性是没有的，人性总是具体的、离不开阶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性观。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批评抽象人道主义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他指出:“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他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说明人性、人道主义都是具体的，抽象地谈论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这就明确道出了人性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理论实质。

历史虚无主义还倾向于用历史人物的品质、性格、动机来说明历史活动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联系，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这实际上就是把个别历史人物夸大为历史主宰的英雄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例如，总是有人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发生的错误归于党的领导人个人因素，把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全部归于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和性格品质等。

邓小平、习近平先后多次阐明用这种历史观评价毛泽东是完全错误的。例如，邓小平首先指出历史不是个人而是人民创造的。1979年3月30日，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难道说是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兹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其次，邓小平强调不能把历史中出现的问题都归于毛泽东个人，必须联系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考察。1980年12月25日，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习近平对这种把历史的功与过都简单归于个人的历史观也进行全而的批评。他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而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这实际上指出了正确看待历史所应该运用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是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例如，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针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他强调:“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从方法论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恰恰背离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用全而、辩证、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而是打着“历史反思”的旗号，歪曲事实，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即片而、静I E:、孤立地来看待历史，从而导致诸多错误看法泛滥传播。例如，1988年播放的电视系列片《河疡》，用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倡导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王震等老同志对于《河疡》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进行了批驳。一是用亲身经历对于《河疡》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进行了驳斥。1988年9月9日，王震在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疡》时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而亲自听到的。}}Il l](p.645)实际上，据有的学者研究，《河疡》解说词涉及史实的时间、地点、人物、历史事件之明显失误达50%以上。二是系统批驳《河疡》的历史观和方法论。1988年10月，王震又组织撰写题为《<河疡)宣扬了什么?》的文章，批驳《河疡 )}“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典型的历史宿命论”，以及“不是用唯物史观、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用唯心史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等错误。在新世纪新阶段，习近平重申:“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地、全而辩证地看待革命领袖和历史人物，他们的功是功、过是过，因其功而全盘肯定或者因其过而全而否定，都是错误的，都会陷于历史虚无主义。他说:“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三、立足实际，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比较活跃既与党内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思想混乱密不可分，也有社会上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历史知之不详有关。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党内外两个视角组织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工作。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历史虚无主义肆意攻击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历史时期等问题做出正面回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予以正确评价，澄清党内思想混乱，用实际行动作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率。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采取“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不把握主流、专挑细枝末节进行否定，不提成就、总是盯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所犯的错误不放的做法，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采取一分为二把握主流的方法，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对正确看待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成就与错误、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做过很多深刻论述。例如，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系统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和毛泽东的功与过以及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主要的、所犯的错误是次要的，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等问题进行了全而、科学的论述，成为正确评价历史发展和历史人物功与过的典范。2013年，习近平重申了邓小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对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邓小平等人用全而的、联系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邓小平指出:“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z}}}. t}z}习近平在谈到毛泽东晚年错误时强调:“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而、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静比地割裂党和国家历史的连续性，把改革开放前说成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是搞资本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割开来的错误，习近平用发展的眼光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因而就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而是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具体环节。这种改变，不是将过去的一切推翻重来，不是对自身的根本否定。那些以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否定的论断，实质上都没有搞清改革开放的本质。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对整个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功绩的否定，危害十分严重。习近平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明确论断，对于澄清、批驳这种错误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导思想战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宣传党和国家历史，从学术根源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那些在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阵地从事党和国家历史研究与宣传的专家学者、工作者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用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的方法论对待历史。在领导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思想战线工作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看待党和国家历史。

例如，邓小平始终非常关注思想战线，他在及时批评错误思潮和倾向的同时，对思想战线工作者提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的要求。他说:“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工作方而的责任尤其重大。……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对如何开展党史、历史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例如，江泽民要求党史工作者一要确立党史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高党史工作的理论水平”;二要把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打着揭示真相的幌子歪曲历史的情况，习近平对党史、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党史研究，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对于历史研究，他要求把史料功夫做扎实，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

(三)要求加强近现代历史和党史教育，让人民群众正确了解近代以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史，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的渗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都认识到对社会尤其是青年加强历史教育的必要性。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分析大学生闹事的主要原因是被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煽动时，就意识到青年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提出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让他们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江泽民认为“用什么历史教育青年，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因此，针对“有些年青人，缺乏革命历史的知识，遇到有人歪曲历史，就容易上当受骗”的情况，他多次强调加强对青年进行近现代史和党史教育。1989年3月25日，他指出:“最近有些涉及到党史内容的书，内容真真假假，观点是是非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很好地研究党史，不抓紧把研究成果编撰、出版，并让它发挥社会教育功能，那么象这一类的书籍就会充斥市场，就会影响党的形象;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确凿事实，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1989年6月24日，他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又提出加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因为广大青年中不少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就不了解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幻想在一夜之间把西方的物质文明搬到中国土地上，比较容易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1991年3月9日，他致信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指出“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就如何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到了新世纪，胡锦涛、习近平都很重视新形势下用党和人民的历史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2004年5月4日，胡锦涛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指出:“这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四他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而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z`}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则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的历史知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英雄模范事迹的教育，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