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成员间的情感互动源于不同个体间对于彼此关系的重视与强化，其均希望通过情感交流赢得对方更大的认可与信任，进而实现对现有关系网的持续维系。其中就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情感交流的发生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必要网络关系的个体间才会发生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特别行为，必要的“圈子”是其发生的基础保障。这也就意味着来自领导层的情感管理天然具有“圈子”性，同时要说明的是，“圈子”并非必然演变成形形色色的“山头”“团伙”“帮派”等非正常关系网，其负向演变有着特定影响因素。     

“圈子”这一概念最初源自社会学，其本义就是指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单元，但其自身具备特定的存在形式、运行规则和组织功能。其本质表现为一种互利性的活动，即人们基于自我需求而自愿结成的特定交往形式，这种个体需求可以是直接的利益追求，也可以是情感诉求。在社会发展初期，外部生存环境的艰难使得利益尚未成为人们的首要需求，原始的血亲关系就成为结成特定社会关系网的决定性因素，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也就成为“圈子”的最初形态，此时，“圈子”存在的效用主要在于实现对个体的安全维护和生活互助。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出现，“圈子”的缔结基础也开始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不仅直接导致了组织的出现，也使部门个体开始主张对以血亲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关系圈进行拓展，使其进一步上升为忠于公正政治秩序的、范围更大的关系网。此时，有限的血亲关系网开始被视为“裙带关系”，且认为在组织发展中，这一“圈子”的存在将阻碍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就使领导者面临情感关系网与公共秩序关系网间的平衡问题。    从我国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来看，漫长的自然经济与农耕历史使得社会群体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其对于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更强的依赖感和信任感，这主要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的长期盛行。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个体对于经济利益有了更大的诉求和占有欲，以家庭、宗族为纽带的关系网开始扩展为以乡缘、地缘为基础的利益网络。同时，这也直接赋予了“圈子文化”更为强劲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即掌握公共资源分配权的领导者开始成为“圈子文化”的中心，其周围人群开始以亲属、朋友、师生、乡邻等关系为纽带而聚集，形成以点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且愈推愈远的关系网，而距离“圆心”的距离也直接体现了彼此间关系的远近亲疏程度，费孝通先生将这一社会关系差异称为“差序”。这一关系差序的存在也使得存在于中国的道德和法律在发挥效力时，常常因所施对象与权力掌控者的关系而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伸缩，即社会道德与法律也无法摆脱“关系”而独立发挥效力。社会关系差序的存在使得群己界限、公私界限变得更为模糊，在社会群体看来，也只有进入“圈子”核心才能与领导者保持紧密的联系，也才能优先获取有效信息、占据更多的公共资源。鉴于社会关系差序的存在，距离“圆心”的差距就必然成为个体能否进入“圈子”核心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因此，只有与领导者首先建立“特殊”的亲密关系，才有可能成为环绕其周边的重要人群，也才能始终占据整个关系圈的内环。    

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社会群体更渴望通过特殊的关系缔结而与掌权者构建有限但有效的关系圈，这无形中进一步加剧了“差序格局”观念的影响效力，也迫使更多社会成员逐渐形成参与“圈子文化”的内在压力。此时，来自领导层的主动性的情感沟通就很难被单纯视为上下级的正常情感交流。对于互动的下属而言，与领导者的直接情感交流无疑为其开辟了一条拉近彼此距离的途径，基于对更具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小圈子”的渴求，将诱导下属使原本正常、合理的情感沟通演变为构建特殊“圈子”的纽带。对于其他下属而言，当领导层与下属间的沟通仅限于有限范围内，而非涉及全部组织成员时，其就会质疑领导者对于有限群体的“关爱”是否因为有特殊的目标追求。可见，基于特定关系网络而发生的正常、合规的上下级情感交流，原本的确具有自我的行为目标，即实现对组织关系的有效维系和下属归属感的强化，但在“差序格局”观念的影响下，这一基于公共利益目标的关系维系却容易被下属解读为基于利益关系、金钱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叠加而生成的非正常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