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开放大学的数字化载体校园文化环境，其文化目的就在于通过覆盖全球的数字化校园大众媒介文化，四通八达的数字化校园公共平台文化，色彩斑斓的数字化校园资源信息文化数字化社区，共同构筑并创造一种在学习型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校园文化环境，从而使得学习者能够在远距离的文化条件下，随时随地地参与其校园文化活动。可见，开放大学的数字化载体校园文化，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数字化的校园泛在活动文化，它能够满足学习者群体的远程校园文化活动团体生存，是一种数字化的校园泛在交互文化，校园泛在互动共享文化。我们认为，方兴未艾的数字化信息技术其重大贡献就是创造出一种泛在大学校园文化，它能够让人们通过远距离交互或互动，无处不在地沉浸在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情境之中，从而使他们处于一种虚拟而又现实“遥在”的校园文化活动状态，这就使得人类社会之前的大学校园文化传播，诸如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形态改变，使得其文化不仅能够在校园内进行自我传播，而且还能突破校园围墙的文化藩篱，真正向社会进行远程传播和大众传播。    

正如后结构主义思潮所指出的，它的文化活动主体是在其无处不在跨地域、跨国家、跨民族、跨行业、跨阶层、跨文化的数字化远程教育文化活动的交互和互动等文化交往行动结构中逐渐被构成和发展壮大的。它的这种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校园文化交往模式，必然会引起其校园文化主体的角色、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使得原本不可能逾越地理时空隔离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主体，最终有了可以逾越一切时空障碍的文化可能。正是由于它借助数字化的大众传媒介—这个现代信息社会的人体的延伸，从而使得数字化大众传媒介，不仅成为远程学习者无处不在参与开放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感官延伸和信息交往的中枢神经延伸，而且成为校园文化主体的机体延伸，成为其校园文化形态的有机延伸。正如我国学者李沁所言，在开放大学数字化载体校园文化环境及其校园文化的“沉浸传播”中，“人的角色在上述层面上又进一步演进了:人，不仅作为媒介的积极驾驭者，更作为媒介本体，进人到核心舞台”，它使得开放大学的载体校园文化在经过“跨媒介一全媒介一泛媒介”的“全面整合”之后，令远程学习者体验到，无处不在的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他们“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来”，而是“创造”“媒介”校园文化活动及其内容的无所不能的主体，他们作为人—这个文化主体，“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沁认为，“沉浸传播时代，信息是无限开放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信息源，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目标体。无论我们是固定还是移动，通过无处不在的终端视屏，人们时时处处在进行‘遥在’与泛在共存的对话”。这充分说明，沉浸传播，已经打破了开放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的传统影响边界，尤其是云计算让远程学习者摆脱了对现实校园文化环境的物理性依赖，给予了他们以泛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平凡机会，使得那些被泛在网络连接在一起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媒介，以一个统一的网络有机体的形态呈现了出来，并使它们在世界各地网格化延伸着和存在着的时候，从而将它们与远程学习者永远正在思考的大脑有机地联结起来，并激发远程学习者把自己的校园文化参与欲望、兴趣、热情、激情，统统释放出来，转化为数字化校园文化生活的鲜活现实样式。可见，正是开放大学的数字化云端校园文化形态，让一切远程学习者参与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活动变得易如反掌，使得他们真正意识到，恰恰正是因为开放大学所提供的数字化校园文化环境，推动他们成功地实现“虚拟在场”与“现实在场”的校园文化活动时空融合，从而彻底消饵了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环境的现实文化边界，进而彻底改变了人类大学校园文化的原有形态结构、活动秩序和道德伦理。    这正如我国学者陈默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媒介技术改变了一切，我们正在见证社会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普遍重构”，“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往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界已被媒介新环境所取代，媒介新环境将自然界转变成它的背景，成为媒介使用的内容，媒介成为人类生存依赖的新环境”，而“在这一新环境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新的都市、新的交往方式、新的社区、新的消费方式、新的娱乐方式、新的教育方式、新的情感方式、新的婚姻家庭关系、新的工作方式、新的价值观念……，一切都是新的，古老的、传统的、过去的都在逐渐消失、退场或成为艺术品”。由是，“媒介”成为“新”的“自然”，“新的环境”，成为人与自然二元关系中的又一极，正是它，使得人类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转化为人与自然环境和媒介环境的三元关系。显然，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媒介，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桥梁，相反，它给人的感觉正是它就是自然，它已不再是一个虚构的、虚幻的世界，而是一个“真实世界”，它可以引导人们“为所欲为地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甚至引导人们重构知识，创新文化，甚至“塑造、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方式”。如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技术铺就”的文化环境中，“人为的电子信息环境”已经取代了古老僵化的“自然环境”，它占据了人类生活的“优先地位”和核心位置，它自然而然成为支持我们远距离参与校园文化生活的唯一最真诚的朋友，它使得我们对于数字化的校园文化活动的参与，超过对现实校园文化活动的参与。无疑，当今的大学校园文化“正经历”这样一场严峻的“历史性的大转向”，它使得人类“传统意义”下的大学校园文化，亦即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历史继承性”的校园文化，正经历“向超越民族边界、地域封闭，即一种非历史性、全球性、融合开放性的媒介文化”方向和形态“转移”。正是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校园文化，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那种从现实的土地之上而“生长出来的根系文化”，而使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校园文化，成为传播学意义的那种从虚拟的世界中而“建构出来的网络文化”，一种更多地通过媒体网络进行数字化传播的“信息符号文化”。    

毋庸置疑，在人类所创造的这样一种全新的超现实校园文化环境里，校园文化获得呈现几乎都不是自然性的，物质性的，现实性的，有限存在的，而都是硬件性的，技术性的，媒介性的，无限发展性的，它是无限绵延和传播的“信息和编码的数据”，甚至是“数据链”。显然，在这样一种文化类型中，“校园文化”的含义已经转换成了无处不在的校园信息文化、校园符号文化，在它的校园文化外延世界范围和内涵意义结构中，数字化的生存与生活文化无处不在，传统的在场型校园文化形态已经在逐渐丧失。正是由于“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任何媒介技术的引人”，最终导致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变迁，呈现出“速度的变化、尺度的变化、模式的变化”等演化特征，并使得数字化媒介正发挥着对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塑造和社会形象塑造，对远程学习者的文化人格塑造，以及对其的社会意识形态塑造的文化控制作用。它使得每一位远程学习者意识到，无论在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中，还是在自己的社会文化、职业文化环境中，或是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文化环境里，其生存都将不得不依赖艰辛的校园文化生活的“数字化生存”，不得不开始艰苦的“数字化生活”。正是它，使得其校园文化活动模式，仅仅靠电子技术的传递信息而得以瞬间完成，因此，只有它，才真正做到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地校园文化活动参与、出场和介人，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没有边缘的多中心大学校园文化环境形态，完全瓦解了人们几千年业已习惯了的校园文化活动参与方式，从而使建构出了一种网络状的校园文化活动参与模式。    

当然，也正是它，使得传统的大学校园文化在后现代主义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呈现出去封闭化、去地域化、去单极化、去一元化、去中心化、去集权化、去权威化、去专门化的趋势，从而使之走向社会开放化、时空超越化、结构耗散化、人口分布化、参与民主化、存在泛在化的状态。可以说，正是它，使得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真正走向扁平化组织、无边界合作和远距离互动的发展状态，正是它将原本分割、分散的校园文化活动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部门，整合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有机体—文化共同体，从而使得起校园文活动，呈现出相互关联的电子媒介传播文化性质，呈现出快捷化的电子技术传播文化、瞬间性的信息传播速度文化、空间性的数据流量文化、大众性的体验消费文化、视觉性的感官文化、流动性的流行文化、非中心的多元文化、无历史深度的平面文化、去边界的整合文化、全球性的同质文化等特质。正是它，使得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从对现实校园文化的文化依赖和文化规定中摆脱、解放、救赎和独立了出来，并真正走向社会，发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演化为一种真实存在且不断发生文化作用的社会文化。由是，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就同时呈现出了文本校园文化和文本社会文化、图形校园文化和图形社会文化、影像校园文化和影像社会文化、符号校园文化和符号社会文化、虚拟校园文化和虚拟社会文化的双面校园文化外貌特征。显然，也正是它，使得开放大学校园文化与现实的实体校园文化真正拉开了距离，并摆脱了对它的完全化现实文化依赖，并从对其的现实责任担当意识中逐步解脱了出来。    

无疑，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的电子校园文化时代，新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开放大学的教书育人服务环境，以及对教师和学习者的集体和个人文化身份，都发生了改变作用。它使得开放大学和与此相关的学习型社会，都逐步丧失了个人的或团体的文化价值观，从而遵从多极主义、多边主义、多元主义的共识观念，欢迎所有的学习者，在一种大众、民主、自由、平等、灵活、开放、互动、活泼、娱乐的校园文化大熔炉里熔化掉了自己原有的真实文化身份，并在一种数字化、虚拟化、隐身化、符号化的文化身份的支配下，将自己的校园文化活动，与电子媒介化的信息传播文化活动、计算机互联网的分布式信息支持服务器融为一体，并实现全要素的文化整合，使之共同构成了功能强大的、蔚为壮观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一种适应学习型社会的开放大学远程教育校园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里，远程学习者的校园文化自主性与主体性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强化。但同时，它也使得原本风靡的近距离集体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得到了彻底解构和丢失，并使得人们原来强烈的校园文化活动亲历体验感、现场参与感、情景创造感日渐走向终结，从而加深了业已存在的“数字化鸿沟”，使得其校园文化活动真正进人越来越离散化、虚无化、程序化、游戏化、角色化、消费化的共时、共历体验的社会文化形态。这样的校园文化模式其最大的弱点，是消解掉了现实校园文化活动所具有的那种现场参与亲切无隔性、情感交流亲密无间性、互动合作亲和无私性，从而使得原本热烈、投人的校园文化集体活动，变成冰冷、孤独的校园文化个体活动，似乎其只是在和一切远程文化代码在交流，从而将原本蔚为壮观的校园文化活动群体转化成名副其实的“孤独的人群”，“寂寞的人群”。而这，也正是需要我们警惕，并需要我们通过现实的校园文化活动组织，予以积极修正和避免的。    

由此可见，在开放大学的载体校园文化环境里，校园文化活动一般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完成了对远程学习者的实时文化控制，消解掉了校园文化活动的原初意义，从而使得开放大学及其学习者群体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空虚无垠的后现代校园文化世界。这正如后现代社会自身就是这样一个按照社会的样子，通过媒介和传播而模拟和仿像建立起来的后现代传播社会一样，开放大学通过媒介和传播也通过其现实校园文化临摹和仿建出一个后现代的校园文化环境，并使它成为现实校园文化环境的一个影子，从而使得开放大学的数字化校园文化，真正成为对现实校园文化的残酷无情模拟。由此，模拟的开放大学数字化校园文化环境，成为其现实校园文化环境的文化替代物。由于它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与现实校园文化活动相仿佛的校园文化活动类型，因而就使得其发展成为一种失去现实校园文化活动参与自律和约束的文化类型。于是，开放大学的数字化校园文化活动，最终演化为一种角色化的远距离校园文化活动。这样的远距离校园文化参与活动，必然要求开放大学的数字化校园文化活动主体，必须根据网络程序原理，对现实校园文化的各种信息和活动方法，进行了全新的文化参与信息编码和模式建构，因而这就导致它最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化校园文化活动范式，甚至导致一个令人瞩目的“智能校园文化”类型的诞生。而这样的“智能校园文化”类型，它会对远程学习者的校园文化活动意识、习惯、行为和集体文化心理，产生何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尚待观察和认识。    

然而，无论它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一点却是它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在当今这样的一个后现代的开放大学数字化校园社会文化环境中，远程学习者所体验到的校园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超现实的校园文化，一个超越现实校园生活文化体验的超验校园文化，一个超越真实社会生活环境的超级社会生存境遇文化，一个能够适应学习型社会需要的超级远程学习生存文化。这样，学习者们最终不是生活在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火热的校园文化环境之中，而是生存在超现实的虚幻缥缈的社会文化生存境遇和校园文化生存境遇之中。毋庸置疑，在这样的超现实校园文化氛围里，一切校园文化活动的古典原则都被破坏和颠覆了，其活动不再遵循传统校园文化活动的在场性原则，而是在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参与”和“不在场的在线参与”活动模式中。它推动开放大学实现了对传统校园文化活动规则的全面颠覆和结构变革，从而使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校园文化的符号，取代了现实校园文化自身，成为一种比现实校园文化更加真实的校园文化。由是，我们说，正是它，最终消饵掉了现实校园文化与非现实的数字化校园文化之间的具体文化界线及其相关文化阻隔，从而对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发展，尤其是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开放大学在以这样一个云构架、云数据、云分布、云计算、云传播、云存储、云交互作为其基础文化支撑的数字化校园文化环境里，将原本由大量的普通计算机服务器构成的云集群开放大学校园文化，转化为易扩展、有弹性、透明的、具有伸缩性的虚拟校园文化活动。这样，其活动权限可按需要分配给学习者授权用户，它允许远程学习者群体通过网络对其所构筑的校园文化环境平台，进行任意的访问和管理，它的校园文化活动就具有了远扩展性、大数据性、准永久性、强场景性、超规模}h}、高安全性、真可靠性，以及定制服务性、自动容错性、最低成本性等各个特征，它真正成了学习者泛在参与开放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的诗意化栖居地，成了一种自由解放学习着心灵的文化圣地。它推动学习者不断的自我文化超越，将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自由教育”、“自由发展”、“自由成长”的高级校园文化形式。可以说，它真的使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在经历了数字化的“筛选”、社会化的“重组”、功能化的“参与”变革之后，进而产生了的质的飞跃，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助推远程学习者全面发展的理想校园文化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