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普通高等学校明显有异，开放大学的发展有着其与众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呈现出强烈的校园异质文化特征，它通过其所依托的大众传播媒介而生成的载体校园文化，极大地开拓和丰富了大学校园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使得远程学习者开启了艰辛的数字化生存历程，并使其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是，学习者们不得不在一种无限隐身的虚拟校园文化空间里，应对一切跨越数字鸿沟而带来的社会教育文化挑战，他们必须潜人一种过去人们不曾沉浸过的社会化校园大众媒介文化、公共平台文化、信息传播文化、在线社区文化的数字文化空间深处，创造出其神话和传奇般的社会化校园生存体验文化。他们在与社会、他人、自我甚至各种远程教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交往对话中，生成了自己心中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心灵世界，从而奠定了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数字化生存哲学的文化根基。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 1969)所指出的那样，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学习者心灵世界的生成，就在于他们的“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的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启迪其自由天性，使他们自由生成”因此，对于处于信息化社会的远程学习者来讲，他们的现代文化困境，就是如何让“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甚至让“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而这，也正是影响其数字化社会生存及其发展的最大文化命题‘’一“。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斯贝斯将人的教育文化生存看作是“与自身关联并由此同超越者相关联”的一种生命的“自身存在”，并启发他在他的晚年著作《面对启示的哲学信仰》一书中得出这样的观点:人的生存永远不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如此存在，而是一种文化可能存在，对人而言，没有超越者，就不能有存在的自由，人的生存价值就在于如何在文化意义上实现其发展可能性、心灵超越性、向来我属}h}、历史自觉性、时空交往性、精神生成性、角色体验性。

显然，雅斯贝斯将“教育生存”看成是人的文化生存活动，因为生命的存在意义“生成”，从来只是教育“生存”。对于开放大学的学习者而言，其文化生存，首先意味着他们必须在虚拟的数字化校园文化世界中，证明并彰显自己的存在，毕竟这个数字化的载体校园文化环境，永远是他们远程学习交往及其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它是印证他们在这个虚拟文化世界里活着，亦即生命存活的唯一标志，也是他们超越时空的文化阻隔，参与开放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唯一的文化可能性途径和生命通道。只有他们在其中的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更好地交往生存，才能进一步确认自身文化身份存在，才能确认他们作为“人”—文化人，“已经完成了他从内在存在出发的向上飞跃，那就是，从世界向上帝和从自觉地精神的实存向生存的飞跃”。显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于开放大学的学习者来说，数字化生存“乃是”其“自身存在”，它使得“他跟他自己发生关系”，“并在自身中”与那些与他一样的“超越者发生关系”，因为毕竟“他知道他自己”就由“超越存在所给予，并且以超越存在为根据”3。从这个角度上，雅斯贝斯指出，按照生存哲学的观点，教育从来不能独立在现实世界存在，它必须高度依赖于其精神世界的文化超越而存在，它要忠诚服务于人的精神世界追求和传承，正是它的精神文化命运决定着它的教育文化价值和意义内涵。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的论断。按照他的观点，数字化生存，就是人类教育和生存发展演化—进化的产物，其数字化文化主体特征的生成，以及数字化生存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形成，恰恰是人类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因应和弥补传统大学的校园文化无法超越“四堵墙”的现实文化困境而的发展创造的，它是为了解决传统大学的远距离社会化校园文化活动的危机和困境而发展创新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校园文化活动类型。不过，由于此种全新的校园文化活动类型，必须以掌握高度数字化的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这就使得其数字化超越和生存格外艰辛，并具有高技术、高起点、高智商、高质量等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