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有一层色彩的考虑，她是这样跟我们表述的:“苍凉之所以有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这里，张爱玲说的“参差的对照”可以看作是文化在倒错的时空背景里的混合性与驳杂性。    

罗宾·科恩(Robin when)的《全球飞散:概论》一书提出“文化飞散”概念，指出文化分散，就是混合型文化，张爱玲说的“参差对照”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飞散。“飞散是界线的穿越，尤其是国家民族界线的穿越。”阎因此，飞散者并非纯正地保持家园的文化传统，而是将家园的文化和异族文化加以融合，形成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更丰富的语言”。致使家园本身的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也获得跨民族性的特征。这样，张爱玲的颜色思考，便具有了隐喻性质。红与绿便成了家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葱绿配桃红”更是一种隐喻，两种既相冲又和谐的颜色把纠结难分的文化状态体现出来。    

张爱玲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手法来诉说她的真实经验，采取了飞散的视角，即融合异族文化于本民族文化中，在她的文学领域里跨越东西方作旅行式思考，加上她的“古老的记忆”构成了她独特的内心世界，导致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揉杂，从而给人一种奇特的文本体验:张爱玲生活与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世界，她身上流淌的是传统的血液，对我们来说她是“历史的”。然而她又发现了传统是一个“沉下去沉下去”的死世界，她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而未来的时代，对她来说，又是一个荒原般的未知，这样，她又在最深刻意义上成为了“非历史的”，终于，她彻底地站在虚无面前。    

荣格说:“自觉意识到现在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者，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因为朝着充分的自我意识每前进一步，人也就更远离了他原来那种充满生机和野性的对人类群体的‘神秘参与’，远离了那种湮没于普遍而共同的无意识的命运。每向前一步，都意味着使自己同人群生活于其中的无意识母体相脱离。于是，张爱玲观察文化移位状态中的人群采取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并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描绘了沪港洋场的各式人物在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化窒息，窥探到了复杂的人性。在张爱玲身上，历史在现实面前的深度退隐，使人生成为空空如也的一具空壳，沉重的虚无与苍凉感成为张爱玲笔下人物内心最大的阴影。    

作为晚清重臣后裔的张爱玲，封建贵族文化的基因使她的审美情趣深具传统文化的底蕴，但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所夹带着个人主义和对人性的追问，又使她没有跟随当时文坛的国族救亡的主流，又通过传统的叙述手法，将自己对现代人、现代文明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的体验渗透进她的思想深处，形成深层现代性。历史与现实在张爱玲那里就具有了一种莫名隐喻性质。    

张爱玲的叙述，常常将几种相互矛盾的历史和文化力量同时呈现。东方主义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在同一个文本中出现，这就是张爱玲“参差对照”的隐喻思维方式，不过张爱玲是用“葱绿配桃红”来描述这一特征的，“其实也就是对破碎、驳杂的社会世界的诊释，是特定时代镜像的一种隐喻。”日张爱玲这里体现了一种混合性的文化，一种跨民族的文化，她就是一名文化飞散者。    

于是，作为一名文化飞散者，张爱玲有着自身文化的差异性，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孤独的浪子，浪子有她特异的灵魂，即现代与传统的融合造就了她特异的灵魂，由此，张爱玲的特异升华为一个大写的差异，差异使她和一切存在永不共时，与时代脱节让她永远是大地上的陌生人，延宕而且区分。    

张爱玲的文化秩序就是在新旧制衡中达到文化发展，她从不回避与传统的关系，并将传统视作创作生命的一部分，也不回避通俗文学以及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造就了一个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张爱玲，这样她就在参差对照上做文章，她一面用桃红配葱绿来表现主题，从西方现代性视角来看待新旧交替时期的封建家族，与古典写法相区别;另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叙事语词别具古意，又好似不那么现代，这就是张爱玲的吊诡之处。于是张爱玲给我们造就了一个进行在传统与现代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