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辨伪，就是对历史文献的真伪进行辨识，主要对作者和内容的真伪进行考辨。中国古代伪书之多，人所共知。清人姚际恒著有《古今伪书考》一书，所考证的伪书包括经类19种、史类13种、子类30种，共计62种。其实，早在宋代的朱熹所辨考的伪书就达到62余种。显然，姚际恒所辨这62种伪书乃所有伪书中的沧海一粟而已。此故，清人张之洞发出了“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的感叹。伪书的大量存在，意味着历史文本中“虚假记忆”的大量存在。辨识这种“虚假记忆”，是校雌学的重要使命。   

古书致伪，有“有意为之”与“无意为之”之分，但主要是“有意为之”。有意为之的动机可归纳为托古、谋财、争胜、炫名、低毁等几方面。    

托古致伪，即利用人们“崇古”心理，将某书假托为某古人之作而传播的行为。制作和传播伪书，即制作和传播虚假的历史记忆。这种致伪行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多有揭示，如农家之书《申农》二十篇下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神农是农家之书的最佳伪托对象，而诸葛亮则可以成为兵家之书的伪托对象，如《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所录《十六篇》《将苑》《心书》，皆题诸葛亮撰，对此馆臣们指出“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唐人李淳风以深谙天文数学之道而著称于世，因而也成了后人伪托的对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李淳风之书五种，而到清代修《四库全书》时题李淳风撰的书竟增加到二十七种，对此馆臣们感叹曰:“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针对这种托古致伪行为，《佳南子·修务篇》批评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谋财致伪，亦可称射利致伪，即为获得私利而造伪书之行为。侧匕史·刘炫传》云:“(隋文帝)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噜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徐岳是东汉著名的天文算学家，发明有世界上最早的算盘—游珠算盘。惭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题为徐岳撰、甄鸳注的算学著作《术数记遗》，但书中注文与正文多不相蒙，疑为伪托之书，于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们对其辨识曰:“唐代选举之制，算学《九章》《五曹》之外，兼习此书。此必当时购求古算，好事者因托为之，而嫁名于岳耳”制之数记遗作为科举参考之书，购求者必不少，而托为徐岳撰，购求者必更多，其“销售”收人更可观。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用“名人效应”谋财的造伪书行为。    

争胜致伪，指为了与他人竟争学术地位而造伪书的行为。三国时魏国的王肃写出好L子家语》以与当时“如日中天”的郑玄一争高下的举动，已成为后世广为议论的学术公案。王肃在《家语》序中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当时的博士马昭揭穿说:“《家语》王肃增作，非郑玄所见，肃私定以难郑玄”fl}l目前，学界围绕仔L子家谢是否为王肃伪作的问题仍有争论，但王肃当时写出《家ipy以与郑玄争胜似为不争事实。    

炫名致伪，即通过伪造书炫耀名声。西汉司马相如在世之时，其诗赋成就名噪一时，于是“长安有庆虫L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见重于世”。〔201这是为了炫耀自己而伪托名人造假的典型案例。唐代诗人刘希夷什悲白头翁》(一作《白头吟》)中有一千古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之舅宋之问《所思》中亦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原来，刘希夷之诗首稿写的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复稿改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得知后，“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逛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21}宋之问为造伪诗而杀人，不仅是“盗名”，而且是“盗命”，可谓残忍至极。把他人之书改窜为己作，也是炫名致伪的行为。如明代景泰年间的晏璧，就曾将元人吴澄所著仁礼考澎改窜为己作。对此“明杨士奇《跋三礼考》注云:此书本吴澄所作，旧藏康震家。后有晏璧者，从康之孙求得之，遂掩为己作。余见其所录，初本有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称‘澄按’者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字而书之，其迹尚隐然可见”

低毁致伪，即以伪书低毁或诬陷无辜之人的行为。如北宋魏泰著有《碧云马卧一书，却题为梅尧臣撰，目的是为了借助梅尧臣之名低毁文彦博、范仲淹等异己之人。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曰:“泰为曾布妇弟，故偿托梅尧臣之名撰《碧云马鄂，以低文彦博、范仲淹诸人”魏泰的姐夫曾布曾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而文彦博、范仲淹等人对变法持有异议，故魏泰站在曾布的立场上托梅尧臣之名(伪作者)低毁文彦博等人便是低毁异己之举。    

关于伪书的表现类型，明人胡应麟归纳为21种类型，〔纠而现代学者杜泽逊则概括为11种类型，分别是:作者假托他人;后人改题著者;割去序跋;伪撰序跋;沿袭旧名而作新书;节采某书更易新名;缀合群书造为新编;变乱旧例以充新编;自著自注;书以篆槽而充古本;以假搀真窜乱旧帆。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对伪书的辨正成果是极其丰富的。早在刘向校书时，就注重辨识疑伪之书，如其《晏子书录》云:“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东汉马融和赵歧均指出《尚书·泰誓》篇为伪。赵歧注《孟子》时发现其妙卜篇》为“后世依放而托之者”。颜之推、刘知几和陆澄都认为《孝经》郑玄注为伪说。唐人柳宗元对《列子》《文子》愧谷子》伉仓子》《鹃冠子》慢子春秋》等诸子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宋人欧阳修辨《易经·十翼》中《系辞》《文言》毓兑卦》以下为非孔子所作。南宋洪迈论证了扬雄《方言》为伪托。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论证了嘛衣易说》之伪。元代的吴澄和清代的惠栋、阎若朦等都论证了《古文尚书》之伪。明人宋镰的1子辩》主要论述诸子书的真伪情况，而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则是专门论述辨伪的理论著作。以上所列辨伪成果仅为简单枚举，远非全部。这些辨伪成果，为国人辨识历史记忆的真伪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于辨伪的方法，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出了著名的“辨伪八法”:①核之《七略》以观其源;②核之群志以观其绪;③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④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⑤核之文以观其体;⑥核之事以观其时;⑦核之撰者以观其托;⑧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az3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则把古代中国人的辨伪方法分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和“从文义内容上辨别”两大类，其中前者最具启发意义，其内容有八条:①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②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③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④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⑤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⑥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⑦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⑧从书的来历暖昧不明而定其伪   

从上述辨伪成果和辨伪方法的总结看，国人早已对辨伪的功能及其价值意义有了自觉的认识。辨伪的实质就是对历史记忆的真伪进行辨别，以达到“复原存真”的目的。而“复原存真”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即重新考订历史记忆的真实性。这种重构历史记忆的校雌学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关乎“相信什么”、“认同什么”的问题。我们知道，程朱理学的立论依据主要来源于《尚书·大禹漠》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称为“十六字心传”。宋儒把这十六字看作尧、舜、禹心心相传的个人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原则，由此导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存天理，灭人欲”等一系列理学命题。然而，清儒阎若朦论证出了《大禹漠》在内的估文尚书》之伪，由此所谓“十六字心传”骤然成了“伪传”，于是宋儒所建“天理”命题的理论基础亦骤然崩塌。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以纪响为首的大部分馆臣们“崇汉黝宋”，尤其是戴震痛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以及凌廷堪“以礼代理”的思想依据，就建基于估文尚书》之伪等校雌考据成果之上。这就使人们在“相信什么”和“认同什么”的问题上发生了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历史记忆的转变。可见，辨伪作为历史记忆辨识的重要手段，对重构乃至转变历史记忆具有不可低估的功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