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后，在文学的现代性焦虑以及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窘境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呈现复兴的局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神话一原型批评、经典重释、仪式研究、原始主义批评、文学治疗理论、方法论的拓展与突破等几个方面，下面分别展开探讨。    

1. 神话一原型批评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在神话研究领域，希望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来探寻现代文明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钥匙。“神话”观念及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传统的文史研究。新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复兴同样是在神话研究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在西方的神话学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是受到王国维、周作人、鲁迅、闻一多、郑振铎、茅盾、赵景深、谢六逸等前辈文学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影响。    

1987年《金枝》中文节译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及系统介绍弗雷泽、弗莱、威尔赖特等西方学者的神话学观点的译文集《神话一原型批评》相继出版，原型批评理论引入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文学批评领域掀起了一股文学人类学热潮，用原型理论分析中国作品的论文相继出现，如方克强的《现代动物小说的神话原型》、《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原型意象》、《神话和新时期小说的神话形态》、《原型题旨:<红楼梦>的女神崇拜》、《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等，陈炳良的《神话·礼仪·文学》，叶舒宪的《水:生命的象征》，陈建宪的《神抵与英雄》，陈勤建的《文艺民俗学导论》，张建泽的《圆形原型的现代演变:初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圆型人生轨迹》等。不仅如此，《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上海文论》、《民族艺术》等学术期刊纷纷开辟文学人类学研究专栏。    

虽然神话原型批评对于解读中国经典文献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方克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不足和失误:“一、跨文化研究的不彻底性，主要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思想往往造成对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忽视与隔膜，二、过于重视共性而轻视个性，强调连续性而疏忽阶段性;三、注重文化心理的价值标准，缺乏审美的价值标准。为了使原型批评理论与本土的批评实践相结合，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一书中总结了原型模式的中国变体，重构中国上古神话宇宙观的时空体系，同时论述了具有人类学性质的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同时，叶舒宪与俞建章合著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一书将原型作为人类神话思维时代的符号形态来考察，追溯了神话思维在向艺术思维转换过程中所发生的原型审美化过程。    

2. 经典重释    

20世纪中期兴起的符号人类学与解释人类学，使得人类学经历了从“人的科学”向“文化阐释”的擅变，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文学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本，传统的以考据为核心的文史研究方法由此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变，即从单纯的考据研究转向跨文化阐释。    

90年代开始，重新解读中国上古经典著作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出版，其中包括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萧兵和叶舒宪合著的《老子的文化解读)>,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庸>的文化阐释》和《<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等著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运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对本土的经典传统文献重新进行解读，打破了过去仅用“小学”的方式对经典进行考据和训话的惯例。同时，这些成果虽然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文化阐释，但却将传统的国学研究拓展到了世界文化的宏阔视野之中，进而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国内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套丛书及其对经典的重释，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重建的标志。乐黛云指出:“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重新诊释了中国原典，使其真正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文化资源，可以说他们已超越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努力从人类及其文化整体的高度去省视某一文化现象，在这样的研究和诊释中，很可能会逐渐产生既非传统西方话语，亦非传统东方话语的新的话语，从而人类能在共同建造的思维基础上相互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