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人类学理念，尤其是神话一仪式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刘锡诚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存在一个“文学人类学派’，主要成员有蒋观云、周作人、鲁迅、闻一多、郑振铎、茅盾等。    

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最早引进的是以泰勒、安特路·朗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主要研究对象是神话、传说和故事，其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来自留学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条来自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译介其理论，二是运用其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故事和传说。    

先看译介。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撰写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并在《前言》中对英国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他还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 )。周作人对神话学的译介起了发蒙的作用。赵景深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和《神话与民间故事》，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兽婚故事与图腾》等。赵景深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介绍并运用人类学的神话学理论与方法，体现出从故事中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一民间文学观。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的《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以及英国班恩的《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汪镬泉从日文翻译了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江侠庵编译了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白桦翻译了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周学普翻译了《狗人国试论》，钟子岩翻译了《童话与儿童的研究》等。    

周作人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始创者，他撰写了《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他撰写的《欧洲文学史》运用19世纪安特路·朗的人类学理论来分析古希腊文学。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论述文学的起源时将中国文学与印度和希腊之文学进行比较，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祭祀。谢六逸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先后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和《神话学ABC》。其《神话学ABC》的前半部分根据日本早稻田大学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他在介绍西方神话学理论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神话学视作一门独立的科学，认为神话学涵盖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奠基作用。   

 再看研究。20世纪初，蒋观云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一文，在汉语世界率先引入“神话”概念，这是中国神话研究的最早文献。他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一部分脱胎于神话，如《封神传》、《西游记》;一部分脱胎于历史，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这就明确了神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源头地位。茅盾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对古代汉族神话的梳理和发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楚辞与中国神话》、《神话杂论》、《北欧神话ABC》等。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运用文学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间及其生成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异同及其原因。他的神话研究运用人类学的神话理论来解释中国古籍中的神话材料，体现了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学术旨趣。他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已经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神话学开拓者的学术地位。闻一多的著作《神话与诗》从神话和民俗的视角对古代诗歌经典进行重释。他的系列文章《伏羲考》、《司命考》、《姜螺履大人迹考》、《龙风》、《说鱼》等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视野，通过挖掘潜藏在文本背后的巫术信仰、神话典故、民俗事象等人类学层面的蕴涵，展示其“有意味的形式”的文学旨趣。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特点是把神话学与诗学联系起来，注重意象的整体关联和系统联想。郑振铎的《汤祷篇》在神话研究中另辟蹊径，他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对汤祷传说的研究，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了一番历史清理。他认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遗存”常常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颇多，其中包括《破恶声论》、《神话与传说》、《从神话到神仙传》、《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伟》等。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对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神话演化为传说的路径等进行了探讨。钟敬文在20世纪20-30年代撰写的《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以及《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其特点是将人类学派的学说与社会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郭沫若从婚姻进化史的角度对甲骨文的解说，李玄伯、卫聚贤从图腾理论入手重述古帝王系谱，凌纯声从民族学旁证出发破解古代礼制风俗，郑德坤在《山海经及其神话》一文中，运用万物有灵理论、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中的神怪鸟兽。    

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以希腊神话为参照系重新发掘楚文化的浪漫特质。他在《宋元戏曲考》中运用尼采的悲剧理论，将中国戏曲之起源归诸巫文化—巫现祭祀。“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但是，王国维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的方法论开拓—“二重证据法”。众所周知，清朝以前，中国的国学研究传统主要是注经，有文字的儒家经典是唯一的证据材料，其他的材料都被被拒之门夕卜20世纪初，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此二重证据法。20世纪后期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时代的竹简和帛书，这是古代学者所无法看到的珍稀文本，文学研究因此跳出故纸堆而走向考古发掘的新材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的材料与纸上材料相互印证，直接启示了后来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古典文学研究者运用西方的神话学理论对中国的神话进行诊释。他们对于文学人类学知识的运用，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也为现代神话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初创期，在方法和手段上也呈现出一些偏颇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多古典文学研究者都是书斋式的学者，他们停留在书斋研究上，很少开展田野作业搜集活态的口传资料。其次，古典文学研究者以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把进化论的观点“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到一神，从兽形到半人半兽到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到传说到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也就是说，他们专注于发现各民族中存在的风俗和神话的普遍性和共相，而忽略了对特殊性的考察，这实际上也与他们较少开展田野作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