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鼓励城市化进程，但要有与城市化进程相配套的设施，不能简单地通过户籍属性的转化来进行公民身份的简单转化而增加“城市化率”。“城市化”的本意或目的是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实现城乡的平等，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城乡居民，他们在参与城市化进程中一边劳作一边享受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城市化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实现城乡发展(共生式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简而言之，“城市化”进程的主体不是政府，不是政策，而是人。因此，“城市化”应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城乡共同发展。    

第一，以人为本，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及时出台“非转农”政策，关注、关心和关爱农村大学毕业生。近年来，面对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呈现的农村大学生户口迁移的“非转农”问题和农村大学生上学时被“农转非”两类群体的集体诉求，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合理解决这一问题。浙江、河南等一些省市专门出台了大学毕业生“非转农”政策，大学毕业生也因此圆梦“家乡”。譬如2007年浙江省台州市数千名(大约为5000)大中专毕业生成功办理了“非转农”手续，回到了家;2007年3月，河南汝阳县办理“非转农”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农转非”人数。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出台恰到好处。一是，相关政策的出台不仅可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从1995年到2003年考上大学被“农转非”的学生能够再次转回农村户口。二是，由于诉求“非转农”的大学生本身就是出身农村，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愿意返回农村参与新农村建设，本身就是加快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尽管他们出于种种外在的原因想要返回乡村，但政府也应该因势利导，成就这部分大学生回到农村，使他们成为新农村或者城市化进程中的积极分子，更加有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或者说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三是，中国要进行“城市化”，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农村要变化，离不开掌握科学文化的人力资源。现在一部分农村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可以将其视为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储备。同时，各个地方政府也要做好“非转农”的把关工作，避免出现与农争利的现象。    

第二，以人为本，推进“城市化”进程，就要强调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福利，让户籍制度回归其本来的职能。虽然这是短期内很难实现的事情，但要逐渐开始推行居民户口制度，中国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故此，想要更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务必要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剥离依附于户籍之上的“蛋糕”，即公共服务和福利(教育培训、生活福利、公租房、廉租住房待遇等)，使得社会流动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享受到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户籍的最主要作用体现于对个人身份的证明，但几十年来户口背后承载了太多的隐性利益，户口成为划分社会层级的标签，成为社会城乡二元对立的隔板，成为社会福利和利益的衍生物，成为各种权利、利益或权利、利益分配的基础，户口被赋予了太多的经济价值。而依据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都是“经济人”，因此人们根据政策的走向，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农村大学生诉求“非转农”的主要原因。资源的分配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赋予两类不同户籍者差异巨大的权益和社会地位，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户籍的二元性并非户口登i己管理体制自身形成的，实质是下同的管理部门用户籍制度这样的形式来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权益，且限制农村户籍居民支配较少的社会资源。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及其相关配套设施的齐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农村户籍背后的利益刊农村籍大学生而言有了可以和城市户籍相媲美的价值，不仅可以享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也可以享受医疗、教育以及计坛性育政策等。    

第三，以人为本，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让大学毕业生“留得了城”，也“回得了家”。农村大学生“非转农”现象较早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不是中西部地区，可见，我们的“城市化”发展不均衡，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是不同步的。从2007年浙江台州的“非转农”新闻见诸报端，到2010年河南济源市出现“非转农”现象，我们可以分析出由于东部城市“城市化”进程较快和城市就业压力等问题的出现，伴随城市周边农村圈地行为，使得“农转非”的农村大学生群体看到其中的利益而纷纷诉求“非转农”。因此，有必要完善“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大学生的配套设施，制定就业和创业鼓励政策，鼓励大学生留在城市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判断，“非转农”现象背后隐含着两个特殊的关键词:“趋利”与“避重”。从流向来看，“非转农”主要是向集体经济较发达、自然环境美、生活较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流动;“避重”则是指农村大学毕业生在城市生活感到各种压力大(房价高、就业难、物价高，甚至连择偶都困难等)。笔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应不仅仅是户籍制度的农转非，而应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福利待遇，让户籍不再是城乡二元群体利益区分的载体。在面对“非转农”这种“热”进行“冷”思考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把“农转非”及“非转农”之间系列问题疏通了，我国户籍流动也就自然归于正常了。同时，只要是合理合法，我们都应允许正常范围内的农村大学生“非转农”，让农村大学生能够不再受制于户籍，尊重他们对户籍属性的选择，进而自主、自愿选择或“留在”城市谋求发展抑或“回去”乡村建设家乡。唯有我们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实现户口迁移及择业的自由化，社会方可获得充分流动并蕴含着生机、活力，也才可真正实现“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