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族结构解释模式强调差异性和包容性，其主要功能是弥补传统民族结构理论的不足。如前文所述，前者一不仅能够释放“一国两制的阐释空间，解决在“一国两制”下的政治认同问题，最终强化两岸四地的国家认同。具体地说，运用后民族结构解释模式能够有效正视当前台湾和香港所存在的问题，正确看待当代政治共识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有效推进“一国两制”。  

首先，后民族结构理论由于其强调包容性，因此在一开始，这一理论就将其视角投向了“差异和分歧的正常化，。两岸四地之间在制度、文化等领域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但“一国两制”的魅力就在于“和而不同”，“同”不是目的，“和”才是目的。两岸四地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但国家统一的目标并非追求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绝对“无差别”，而是彼此的和平共处，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两制”的后民族结构视角将“和”(共识)看成是前提，将差异的存在看成是常态。在多元文化条件下，忽视差异、拒绝矛盾既不客观也不现实，即使在中国大陆(内地)或港澳台内部也存在着文化的差异。两岸四地对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思路总会存在歧见，但这些歧见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营养。  

其次，在后民族结构的解释框架下，当代政治共识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并不是文化上的同一性。文化的差异常被解读为香港、台湾本土意识存在，文化上“自贫，和“他者一”的主要依据，甚至被用作否定“一个中国”的主要依据。港台的一些极端学者一则夸大或强调港台与大陆(内地)文化的分野，譬如“香港城邦论，主张应在文化上与内地完全划清界限，进而在政治上争取香港的政治权力。但在后民族结构的视域下，文化差异与政治共识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一个中国”的内涵并不是“文化的无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无法达成政治共识。将文化差异视作谋求自治、自决前提的做法，其实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夸大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就夸大了族群之间的分野。    

再次，从政治认同层面动摇台独、港独理论的根基。台独、港独理论都夸大两岸四地在文化、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两岸四地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政治上能够相互包容的客观事实。在政治价值观层面，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成为部分港独、台独分子拒绝两岸四地进行政治协商，达成政治共识的借口。或者一说，港台极端主义、民粹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是由于它们利用了极端民族结构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对一部分民众进行了长期的错误引导。极端言论和分裂言论要么依靠旧的民族结构解释模式否定两岸四地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达成政治共识的可能，要么将“一国两制”解释成一种纯粹的民族结构的内涵，将其描述成一个缺少包容性，极具排他性的制度安排。更有甚者一，将其视作一种落后的，甚至封建的制度。这种言论之所以有市场，一方面狄隘的社群主义言论确实容易招致一些缺少反思能力的群体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由于缺乏对“一国两制”的更进一步的解释方案，令极端言论有机可乘。    

总之，后民族结构解释模式强调动态性地认识制度之间的分歧。两岸四地需要建立一种相互对话的、能够达成共识的政治文化，以赋子“一国两制”更为广泛的内涵。两岸四地之间相互影响并不是正统之争、文化和话语权之争，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整个世界发展的“常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两岸四地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求”的关系，而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关系，尤其是在政治共识层面，需要相互理解，不断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