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情以势显:“拳之势”生成的外在表达与审美超越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一书中指出:“情求尽性，用求得体，而势有所依归。”意思是讲情总是求尽性的，用总是求得体的。水之就下，兽之走旷，是具体的水求尽水底性，具体的兽求尽兽底性。金先生之“情与势”的哲学解读，对于中国武术的审美理想同样具有理论意义。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往往是把主体内在感情的表现放在中心位置，强调“神用象通，情度所孕”的意境追求。正如程大力先生所言“武术的招招式式都沉醉在“神韵”的追求中，实实在在是艺术式地专注于审美。“神韵”的追求、形成、展现，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内在精神、内在情感的追求、形成与展现。邱巫相先生认为:“武术中强调“静要有势”，定势要透发神采，生动活脱;体现了静中寓动。静若潜鱼。不仅是眼睛要贯注，更要有内在情绪和意念的支撑。怒在其心，含而不露，精气神的表现恰恰是东方竞技运动的特色。真正的武术名家不无重视“情以势显”在演练中的重要性。    

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一片神行之谓景，景不离情，犹情之不离乎理也。心无妙趣打拳，则打不出好景致。问何以打出好景致?里感有情，外感有景，真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阳春烟景，大快文章。处处则柳弹花娇，招招则山明水秀。游人触目兴怀，诗家心弛神往。真好景致也。拳景至此，可以观矣。意指打拳无趣、无情则难以打出有“拍案惊奇”的观赏效果与审美表达。情感是武术的灵魂，如果打拳不能让人眼热，心跳产生某种心潮澎湃的感觉，那么打拳是不能算成功。所以，长期的习武演练，可以改变习练者的性格特征与外在表位。拳术谚语中言道“方中距，圆中规，目中绳，平衡均施，敛束相抱，左右顾盼，八面供心”，这实际和做人的原则一致;通过不断地练习动作，形成动作的习惯，从而影响到自身的行为方式、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及性格特点。郁沉先生云“处处是写梅，又处处是写人，其中梅的精神与品格实是诗人之性情与梅之性情相契相合的产物。中国武术亦是如此，长期的习武演练，不但可以“由技进道”，同样可以“由拳读人”“以拳观人”。久而久之可使得习武者的性情与修养得以不断的提升，一招一式可尽显其人格魅力与风范。

2 情求尽性:“拳之势”生成的风格特征与味道表达    

所谓势归于理就是情尽其性，用得体，具体一点地说就是方的东西尽方底性，万事万物各尽各的性。拳种林立，门派众多是中国武术的一大特点，如有学者从门户空间与武术文化生产角度进行研究认为:“门户的差异化发展使得中国武术技术呈现多元对立—主要使手与专门用脚之分，站着打与倒着踢以及立着打之样，正面打与避正打斜之异，“放长击远”的远距离打与“出手短”和“发腿低”的贴身战以及“挨帮挤靠”的零距离打之别，一动一势沉稳扎实之打与运动迂回中大、身稳神清之打与身形飘忽醉态之打的区别，手法密集的狂风暴雨式打与行云流水的边走边打之异样。正如金岳霖先生指出的“万事万物莫不情求尽性用求得体。性是情之所依，性表于情，情依于性，情求尽性即势求依于理，势未成我们虽不知其方向，势既成我们总可以理解。势未成无必至，势既成，乃依于理而成。”那样，武术拳种不同，武术风格也就不同，拳之性亦不同，所以演练不同风格的拳种，要达其情，达其性，使得人之情与性，契合拳之性;唯有此，拳的真正效能和味道才能生成与表达。    

邱巫相先生在《评说醉剑》一文中言及“醉剑迷人，迷在形象生动，千化万变;迷在高手云集，姿采纷呈;还迷在它的技术宽，容度大，任剑坛们自由地驰聘，风格迥异，若春兰秋菊。较为典型的风格主要有，赵长军醉剑演练犹如痛饮佳酿的醉客，将浑身解数纵情施展，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淋漓酣畅，气势贯通;李志洲醉剑演练更重于运动技巧的艺术处理，动作飘逸而敏捷，追求一种韵律的美，恰同以醉仙于烟云薄雾之中，若即若离，妙不可言;徐向东醉剑演练则造型生动，间以乱中有序的剑法，动静分明，洒脱不羁，功力深厚，似乎塑造了各种醉仙的不同形象，充分展现了习武者的技击想象力。他们根据各自的体能、情趣、气质来处理一招一式无不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在原有基础之上进行的开拓与创新，融人了自己的风格，味道各不相同;味不同，说得就是拳之特性各异，性不同，情便无处所依，“性是情之所依，性表于情，情依于性”。所以，“情以尽性”是在拳之特性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外在表达与展现。延伸来说，就是使得习练者之情感在拳之风格特性之中得到完美释放与展现，即“性体情用”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