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理论的提出，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是:新理论如何与已有的理论不一样?如何能提出新的视角?如何能提供新的研究套路?我自己在构建汉学主义理论时也遭遇同样的难题，比如:如何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相区别，如何与受东方主义影响的前期汉学主义观念不同?经过多年思考之后，笔者提出以“知识的异化”“文化无意识”“反思自我殖民，精神殖民和文化殖民”，以及“舍弃后殖民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路径，倡导尽可能客观、公正、无功利地生产知识”等核心观念作为汉学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这些观念的集合是否已经构建一个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的文化批评理论，目前仍然是争议很大，言人人殊。侨易学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侨易学很容易使人想起一系列与之类似的观念和方法。除了全球化理论涉及的人员、资源、资金、技术、思想等在跨文化场域之间的流动之外，笔者能够想到的还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思考身份和语言的话语与旅行、边界等等的关系时呼吁建立的“运动研究”( Mobility Stud-ies}③和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中提出、若干年后来又在另一篇文章中重新审视的“旅行的理论”( 'Ravelling 'Pheory) o此外，尚有大量的有关“流亡”( exile)、“流散”( <liaspora、“移民”( immigration、流放者(emigr的等研究和理论。这些研究和理论与侨易学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相当多的重叠、类似或共通之处。因此，人们会问，侨易学与这些观念和理论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以赛义德那篇十分有名的文章《旅行的理论》为例，开篇伊始赛义德就声言:“像人和批评流派那样，思想和理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情形与情形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   

笔者在阅读《变创与渐常》的过程中就注意到，赛义德的思路与叶先生的思想位移导致精神质变的思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只是没有“侨学”的维度。在本文完成之后我又获悉，叶隽已发表过一篇文章《作为侨易个体的赛义德及其理论形成》，⑥对赛义德的“旅行理论”有深人精彩的分析和研究，甚至把赛义德的“旅行理论”视为不是范式的“模式化建构”，并将其归人“侨易学”理论范畴，用侨易学的一些理论术语予以讨论。文章旁征博引，写得引人人胜，十分精彩，是一个比《变创与渐常》一书中许多案例分析要系统而又深刻得多的研究，其精彩之处就在于作者通过观侨取象，察变寻异的方法，认识到赛义德理论构建与其本人侨易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该文值得称道之处不在于阐述理论的旅行、碰撞、变异和再生，而在于把赛义德视为一个不断位移、其思想观念因为位移而产生变化的个体，也就是一个侨易对象，正因为从这一视角出发，赛义德受迁徙、教育、阅读、旅行、思考带来的思想变化才称得上一种侨易现象。该文分为两部分，第二部分是对赛义德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评析，虽然也写得颇见功力，并有精辟的见解，但几乎与侨易学没有直接关联，其实完全可以作为另一篇文章发表。    

笔者将《变创于渐常》与那篇文章相比较想要表达的看法是，侨易学把物质的位移和思想的位移视为侨易现象看似突破了“侨学”的限制，扩大了研究范围，但这样做会使其理论与其他相关观念和理论的分野无法区别，导致原创性的丧失。相反，如果侨易学不从把事物和思想的位移视为侨易现象的视角出发，而从与事物与思想的变异密切相关的侨居者、流亡者人手，不仅较有说服力，而且可以克服现有构思因为无所不包而显得大而无当的缺陷。既然汉语的“侨”字以人为中心，侨易学也应该以侨居和乔迁之人为本，以位移的事物、思想为辅。如此重新构建的理论体系虽然好像是瘦身了不少，但会显得更加精明强干，别具一格。而且，笔者前面指出的问题，如泛泛而论、牵强附会和稍有离题的现象也会因放弃了与全球化等观念类似的宽泛定义而消失。    

因此，笔者建议将侨易学的第三条原则“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改为:“主体位移导致精神质变”。此处的“主体”不仅指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自在、统一、独立的自我，也应指尼采、弗洛伊德、拉康、福柯等人所说的被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所构建的主体。在侨易学的理论构建中，“主体”应该既指侨易现象涉及的个人在迁徙之前对自我的感知和认识，也指个体在迁徙、侨居之后的外界变化如社会、语言、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因素对侨居者主体性的构建。以这样的视角从事侨易学的研究既可包括赛义德“旅行的理论”所涉及的思想变异，又增加了“旅行的理论”基本不关心的层面，即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位移，从而引发理论旅行并使其产生变异的主体。

像众多新生事物那样，侨易学的现状仍然存在着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尽管如此，其出现在追求原创和创新的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无疑是一个可喜可贺之事件。侨易学是建立在“侨学”和“易学”这两大支柱之上的理论，在汲取“侨学”和“易学”理论资源方面，吸收前者的思想较多，对后者只是吸收了“变异”这一核心思想，而对“易学”的再现诊释体系只是采用了“交易”的理念。因此，两大支柱呈现出一长一短的现状。侨学是长腿，易学是短腿，“侨易学”的理论构建较为成功，但“侨易学”的方法论似乎尚处于常识性研究的阶段，两条腿的长短不一容易使人质疑“侨易学”与李石曾的“侨学”有何根本区别。对于侨易学的将来发展，笔者以为应汲取《易经》再现系统和诊释系统的卓见，在方法论和分析阐释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方面下功夫。侨易学的第一大原则，“二元三维，大道侨易”是其核心思想，如何将此更紧密地与侨易学的另两大基本原则，即“观侨取象、察变寻异”和“物质(主体)位移导致精神质变”在文化研究的实践中结合起来，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侨易学理论将来发展前景较好的一个方向，如果在这方面的功夫做到家了，侨易学就不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假设”或“假说”，根据其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从事的研究也不会是常识性认知，而会成为跨文化研究的一种崭新的理论和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