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易学是建立在对物质位移而导致思想变异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文化理论，其探讨核心就是侨易现象:“侨易现象主要包括:侨易对象(对研究者是侨易对象，但在具体的侨易现象之中则可称为侨易主体)、侨易行动、侨易条件。”(第37页)以侨易对象为中心的理论构建、案例分析和方法探讨是侨易学十分成功而又令人信服的地方。总的说来，侨易学的理论是开创性的，而其思想是开放性的:“侨易学的目的不在于建立起一个自我封闭的为稻粱谋的自留地，而仅仅是为追求事物的真相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考途径、一套可操作的学术方法。”(第107页)同时也是欢迎学界参与探讨并对其提出改进意见的:“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范式上，侨易学的提出都是初步的，需要大量的实践性研究来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的理论层次，尤其是规律性定律的普遍适用问题。”(第104页)为了侨易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笔者在此对侨易学的现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完善侨易学理论时参考。首先，笔者认为，太过泛化也许是本书一个较大的缺憾，我通读全书以后觉得该书由于以《易经》的智慧为支柱，因而同样带有《易经》大而空泛的倾向。《四库全书总目》对《易经》曾有过这样的总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①我们对比一下侨易学的内容，多处遇到类似的说法，比如:“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用侨易的眼光去审视与考察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哲学思维层面来使用侨易概念。”(第126页)这一段话中隐含的一层意思，容易使人觉得侨易学好像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种无所不包的思想是否受《易经》的影响，不得而知，但笔者感觉这也不是巧合，因为“侨易”的“易”就是《易经》之“易”，而且，作者在书中就沿用传统治易的方法进行阐释分析。比如在第一章，用乾坤二卦的卦交辞解释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物的三国故事，曾国藩的人生，武则天的沉浮，采用的几乎是传统易学的附会式解读。全书这样的现象还有多处，在此无需一一赘述。    

书中探讨的问题和案例基本上是根据“侨易学”的方法论而进行的，但也有相当多的文字，虽说与侨易学不是完全无关，但常常给人以牵强的感觉。这一点是否也受到《易经》的影响，笔者不得而知，但无所不包的说法却让我想起了《易经》的诊释系统，那本来就被声称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解释的大系统，一种完全开放的大系统。作者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在有一节中自我提出警示，说不要把侨易学构建成十全大补汤。但在理论展开以及案例分析时却有“抓到筐里就是菜”的做法，把一些存在着模糊联系的材料纳人书中。譬如，有些章节实际上是对哲学和文化的中西思想、理论、现状的综合分析和思考，作为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自有其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但与侨易学的理论和实践却显得十分疏远。比如第九章“侨易学学域的展示:留学史、文化下延、传统承续”就是这样的情形。奥尼尔、莱辛的剧作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等问题涉及的是跨文化研究，纳人侨易学的学域，总体上勉强可以，但显得十分牵强。这样的论述有时是如此牵强，以至于如果不是在章节中不时提到侨易学，读者可能只会想到跨文化研究问题，而不会想到侨易学。有时，即使作者在讨论结束时谈到侨易学，如第九章第三节，作者分析赫尔德、茵斐德、卡逊、海森堡、奥尼尔、李济等人对传统的论述，虽然全节的标题是“传统承续的侨易学解释”，但读者几乎看不出与“侨易学”有直接关联，直到节末才有这么一段话:“侨易学的学域当然远不止以上三种，在任何一种‘观侨阐理’的择取现象过程中，我们都可能看到侨易现象的身影，但如何将之捕捉并提升为学术对象，则是考验研究者的眼光、功力和智慧的过程了。”(第267页)这一段话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牵强的小结，但读者也可将其看成是一种较为无力的自我辩护。    

这种泛泛而谈，与侨易并无直接联系，或者说只是牵强联系的分析，类似的讨论书中还有一些。如第171-173页关于矛盾冲突的讨论，虽然分析本身很有意义，但与侨易的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经过几页的论述，才有这样有关的话:“故此，知识形成与思想变易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必须在一种元规则范围内进行，这就是我们所说‘二元三维，大道侨易’的更深层的含义。”(第175页)然后才接着说起:“我们看四川诸精英走出家乡的过程，看浙江诸君子，如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等走向现代中国中心场域的过程，就会发现其实颇多共通之处。他们都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渴望和追求，往往都通过都市侨易的经验来实现自己思想观念的变化，或者更理论化地表述就是，都通过物质位移来实现精神质变。在中国语境里，北京/北平无疑是绝对中心场域，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如此。所以就物质位移而言，京侨过程往往是必然的。”(第175页)在此之前的洋洋洒洒几页好像与本节的主题并不十分关联，因此，一些案例的分析，常常给人以突兀、牵强的感觉。第八章《中国文化的“精神三变”》，其中第一节本身很有意思，但看不出与侨易学的理论有何直接联系。全节几乎没有提到“侨易”的理论。第二节也只是议论了半天才提到“交易”的一段话，而在这段话之前，提到钱锤书的“通感说”，将其与侨易学挂钩，但没有清楚交代为何是侨易现象。第三节谈到和谐，以莱布尼茨的单子学说和前定和谐论为分析材料，也看不出与侨易学的核心理论及框架有清晰的吻合。全节基本可看成是对世界各个主要文化性质及其关系的辨析，与该书前几章构建的侨易学理论几无直接关系。总之，书中大量引用中西方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述，然后予以分析讨论，其量之大，其涉及面之广，其分析程度之深，不仅常常使读者忘记本书、本章节的主题，而且使人觉得分析的内容好像是作者阅读已存学术思想的心得体会和评价，而不是支撑侨易学理论的案例和讨论。目前，国内已发表了一些运用侨易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章，笔者注意到，其实也就是使用了几个侨易学的名词，着眼点在于事物的位移。如果把那几个概念去掉，基本上不会影响文章的原意。比如，笔者看过一篇谈美国大学历史的教育学文章，虽然点缀性地使用了侨易学的一些概念，但与文章的内容几乎是油与水的关系，使用的方法与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移植”“文化杂揉”之类的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