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利己、道德人利他，形似分离，实为一体。从利己走向利他，是经济人向道德人的应然追寻;在利他中实现自利，是道德人向经济人的实然回归，利己与利他构成两者形式上的异，互利则是实质上的同。经济学、道德伦理学从今天看来分属两个学科，但在斯密所处的那个年代则归集于道德哲学范畴。经济人、道德人是斯密人性二元认识论统摄下的思想结晶。经济人、道德人走向融合，走向物质与精神、经济与道德相统一的社会人，是斯密两大思想体系的汇融与延展，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选择。    

(一)经济人、道德人走向融合具有先天的人性基础    

在斯密的人性观中，人性既不是完全利己也不是绝对利他。“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慷慨宽宏的人在所有场合，以及狠琐卑鄙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较大的利益而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呢?……它是理智，是原则，是良心，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人。rr [5]163人的良心并不以财富多寡、品性善恶而有无，它天然存在于每个人身体之中，促使人们爱邻如爱己，只是表现程度因人而异。在肯定人性利他一面的同时，斯密又指出人性利己的另一面。人们自爱的本性与同情心相伴随，然而人本能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致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关照自己、自我保存是人性自然的表达，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发展环境中安身立命是人的第一需要。在斯密看来，人性是利己与利他的集合，利己是我与己的心灵对话，出于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利他源于同情感，是我与他之间的心灵交流。利己与利他构成了一个物体的两个面，共存于人的心灵之中，形成了经济人与道德人融合的心理基础。在斯密心目中理想类型之人是既能压制自私的原始情感，又能以同情心敏锐地感知他人、关照他人。人性是利己与利他的集合，尽管斯密所持的这种人性观在其自身构建的学术体系中缺乏形而上的支撑，同时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也未能得到科学理论的有力辩护，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物学研究表明:利己与利他在人性中客观存在，人体内有利己与利他的基因载体，并借助基因把利己和利他行为传播。马斯洛从心理学的视角也揭示人性有不同层次的需要，既有生理、安全的利己需要，也有尊重、自我实现的利他需要，人性动机的发展与需要的满足密切相关。于此，斯密的人性观得到生物学、心理学的双重支撑，经济人与道德人融合也成为人性和谐的应有之意。    

(二)经济人、道德人走向融合受到后天的制度规约    

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对于经济人、道德人行为标准都做了同一性的界定:不损害他人利益。不损害他人利益是正义美德的底线诉求，同时也是自利行为的道德边界。斯密认为，唯有正义准则是明确而精细的，规定它所要求作出的每一种外在行为，其他美德的要求都是模糊不清的。道德的概括性原则构成了正义准则的主要内容，它“是透过实际经验，发现所有属于某一类的行为，或所有发生在某种情况的行为，都受到赞许或非难而逐渐在我们的心底形成。一方面正义准则是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义务，违反必将受到强制惩处;另一方面，正义准则来源于日常行为经验总结，人们遵循制度安排就能够产生自我认同，从而理性地将正义准则外化为自身行动指南。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正义准则，于《国富论》则表现为法律。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维护正义。法律和道德构成社会制度的两极，是人的理念、情感的社会化、制度化体现，是人之为人的法则，打上了人的思想烙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制度。自然制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凸显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人类历史受自然制度支配，是合乎理性、有规律的发展。在伏尔泰看来，自然制度是法律和道德赖以建立的基础，自然制度或自然法的根本宗旨就是“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叫。霍布斯则将自然法界定为:“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这种诫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作为斯多亚学派的信徒，斯密对自然秩序、自然状态深信不疑。而斯密的一个创见是把商业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说市场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也纳人到自然制度的体系之中，认为“看不见的手”、公正旁观者、自然女神等都是这种认识论下的产物。认为“看不见的手”并不关注人内心情感，它不受人主观意识的影响，潜移默化将利己导向利他。公正旁观者则时刻体察人的内心世界，不偏不倚地审度激情所支配行为的合宜性，既防止过度仁慈伤害自我，又压制自私以维护正义。自然女神是天道、王道、人道的人格化身，她感化着人们的信仰，润泽着人们的心灵，引人向善、行善。社会制度、自然制度合力所形成的公序良俗促进经济人、道德人融合，进而走向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