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巴特勒深刻认识到，西方推行的全球政治范式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实质则会导向毁灭，“责任”沦为不负责任的工具。这种伦理准则以“捍卫我群”或“自保”为名，对那些非我族类的生命及群体“合法”地施用暴力，水无休止的反恐战争就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它构成了当代政治暴力和战争的深层框架与潜在模式。温迪·布朗指出，在社会普遍的忧郁逻辑下，一向标榜开放进步的左派政治力量同样可能囿于忧郁的封闭逻辑，走向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反面，形成所谓“左派忧郁”。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探讨伦理。伦理责任既非教条，亦非原则，而是一种行动，是一种可能受挫的政治实践。巴特勒在《战争框架》中明确指出，必须用“非暴力伦理”来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还特别建议我们在思考国际关系的框架中应该保留悲伤的成分，认为悲伤并不是私人的无关政治的事情，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脆弱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纽带，从而意识到呵护彼此生命的集体伦理责任。悲伤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借助悲伤，我们逐渐体会并理解苦难本身，虽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巴特勒敏锐地意识到女性主义理论和全球民主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家虽不同于个体精神，但两者都可以称为主体，只是层次不同。巴特勒认为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国族层次的主体，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主体，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体，一个暴力而自私的主体。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主体主权:通过系统地破坏多边关系及国际关系，试图恢复并巩固自身的主宰地位。这一主权主体目中无人，它妄图恢复自己幻想的完璧状态，却又矢口否认自身所具有的脆弱、依赖他国、易受袭击的弱点。它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他国的这些弱点，据此认为这些弱点并不属于自己。巴特勒发现“女性主义”中间也出现了此类排他倾向。"9·11”事件后，有些女性主义者竟然公然以“女性主义”的名义突然转向支持美国统治当局，并本末倒置地以“解放妇女”为借口粉饰袭击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巴特勒分析道，这意味着人们已经利用“女性主义”这一说辞来修补“第一世界霸主坚不可摧”之类的傲慢幻想，再度出现了“白种男性力争从棕种男性手中拯救棕种女性”的奇谈怪论，斯皮瓦克就曾经探讨过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女性主义的类似行径，女性主义沦为殖民计划的工具。巴特勒呼吁，女性主义必须摆脱第一世界的臆想，继而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宝库与运动实践去反思“纽带”、“同盟”及“关联”的意义，因为只有在反帝国主义的平等视角下，我们才能设想并促成这一切。    

殖民权力的扩张凸显了一个事实:我们一直面临暴力的威胁。巴特勒意识到，虽然社会把我们建构为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不可能成为暴徒。巴特勒在“以死抵抗”的消极徒劳和“以暴制暴”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寻找着生机，寻找一种能完全摆脱暴力的恶性循环的其他生存方式。巴特勒认为，要想找到其他出路，首先，社会应当保护身体的脆弱特质，而不应否认或消灭这种特质，即直面;另外，我们需要在悲伤与暴力之间做出严格区分。如果我依据“人类”的规范模型理解自身，如果我所看到的公开哀悼活动向我们揭示了建构“人类”的规范，那么，建构“我群”的人就不只是那些我们哀悼的逝者，还包括我们拒绝哀悼的死者。女性主义必须批判这种文化壁垒。它们之所以产生，正是依托了权力的运作，并且利用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特质。钱卓·莫汉蒂《在西方的审视下》中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女性主义内部的“进步”并不等于西方的“能动性”与“政治动员”概念。她指出，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者在普世权利的基础上批判第三世界妇女所受的压迫，此类批判所依据的比较框架不仅误读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的“能动性”，还对许多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问题提出了错误的同质性观点。在她看来，这一框架制造了铁板一块的第三世界以便第一世界理解自身，继而宣称第一世界才能代表真正的女性主义。巴特勒认为，我们应该在此类批判的基础上反思国际合作的可能，将“成为人之政治”(即生命政治)的思考置于国际政治的框架之下。当我们试图思考女性主义面临的全球问题时，必须以新型的“文化翻译”为基础，“文化翻译”的需求是某种伦理责任的一部分，这一责任摆脱并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僵化思维。    

当历经各种“后理论”宏大叙事的操演之后，当一切宏观连续整体的话语都被视为“非法”时，我们该如何面对资本全球化这一强势且极具整合性的霸权言说呢?巴特勒认为人们无从避免的相互依存状态应该成为全球政治共同体的公认基础，但她自己也承认不知道该用何种理论来说明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    

巴特勒也指出非暴力伦理并非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我们必须追问:实行非暴力的主体是谁?这个主体是在什么样的框架下对谁实行非暴力?因为我们对暴力的反应毕竟还得依赖某种世界观或者某种表征得以界定的框架。要想避免循环暴力的发生，关键在于承认生命的脆弱不安，尤其要关注并承认那些被主体规范排除在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与生存权利的岌岌可危的“赤裸生命”。这体现了巴特勒作为一名坚定的批判知识分子对他者边缘群体一如既往的深切关怀。结语巴特勒的悖论    

巴特勒一贯坚持由霸权领域的内部人手进行批判颠覆的逻辑，直面人类共存的需求，响应伦理责任的召唤，以回应社会暴力、反思生命困境，力图摆脱忧郁权力的否认逻辑，导向平等和谐包容普遍的非暴力伦理。但R·波尔认为，巴特勒这种伦理学实质上是一种反对革命的劝告，就好像给已经生锈得嘎吱作响的社会关系涂上润滑油以使其能够更加顺畅地运行，并且认为如果按照巴特勒的理论实施，社会将会产生一种绝对的道德准则和冷漠的普遍暴力。的确，在巴特勒那里，主体伦理似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神学转向，一向激进的巴特勒在伦理学上好像失却了以往的激进性，进人社会改良者的阵营。巴特勒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说明自我》中巴特勒说，自我对他者的“回应”注定会遭受挫败，如同卡夫卡所质疑的，“人类，任何人!究竟是怎样获得这样一种观念的，即人可以用信件进行彼此交流呢!你可以思考一个远方的人，也可以触及、拥抱一个身边的人—其他的所有一切，都在人力之外。然而悖论的是，巴特勒同时也坚定地认为，自我对他者这个注定要遭受挫败的“回应”同样也是无从规避的。悖论无处不在。政治“主体”之间应当如何共存。基于对“反犹主义”、“国家暴力”、“犹太复国主义”、“巴以共处”等问题的深人思考，巴特勒指出，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本来就属于犹太文化非/反暴力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不仅要求人们批判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