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与近代史学转型研究”究竟从何处着手研究，笔者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的研究。

首先对明清史学所具有的近代因素进行深人研究。明清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范畴，但在世界文化走向近代的趋势下，中国文化内部也滋生了趋向近代的文明因素。明清史学内部潜滋暗长的近代性因素，与西方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许苏民对顾炎武、赵翼和王鸣盛史学近代转型的研究，就注意到明清史学中所蕴含的近代因素。这个时期，世界范围内文化转型已然开始并日益加速，但中国史学内部的转型似乎不太明显。其实，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着不少近代因子，如阳明心学带来的英雄史观的转变，图书目录“史部”下面“史学”类的出现，晚明和嘉道经世之学中对经济和社会史的重视，赵翼史学中对“布衣将相格局”等社会史主题的发掘等，均值得进一步研究。对此类问题，尚有更多、更广泛的内容可供研究。如新历史观，在王学左派李赞等对时势与英雄关系的新论中，以及“明亡之思”对英雄史观(尊君)的审视与否定中产生。如新经史观，是在王阳明至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说对经学的瓦解中形成。同时，也要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些近代因素是如何被传统政治和文化所包裹，以致于不能马上产生近代转型，即自发成为近代史学，或不能整体转换成近代史学。这种社会环境，到了近代(晚清民国)以后，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改变，导致明清史学中的近代因素被释放出来，成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之一。

第二，近代史学转型对明清史学的择受研究。

重点研究近代(晚清民国)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中国史学是如何迎受西方史学的近代化潮流，并以西方史学为标准，选择明清史学中的近代性因素，作为与西方近代史学对接的中国元素。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在清代并未受到重视，然而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却被中国学人视为与西学相通的近代学问，从而加以接受和倡导，终于成为民国史学的显著现象。如前揭刘冬蕊的《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便指出，作为清代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章学诚，直到20世纪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推崇。作为章氏学术的接受者，他们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集中在章学诚及其著作中，“这种共生现象实际上就是时代特定心态和心境的某种普遍性的反映”，不仅是章氏学术自身的价值所引起的共鸣，而且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之际的时代需要。该文通过对近代学术大家章学诚的研究，试图找出章氏学术中隐含的近代因素与史学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陈磊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民国学人的章学诚研究》也探讨了民国时期，学者们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再发现过程，特别是对趋新学人的章学诊释作了发覆。指出在民国西学大量输人的背景下，趋新之士开始试图以西学诊释章学。本着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宗旨，胡适在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对章学的评价多以西学为参照。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也多从新史学的角度审视章学。自胡适、梁启超后，章学被打上了世界学术的烙印，将其与西学比较者不绝如缕，反映出对章学诚学术的近代阐释倾向，是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这部分内容则说明了中国人在近代转型中所具有的某种主动性。